Wang Ruoshui

哲人带着智慧的痛若走了

——忆若水

余焕春

2002年1月9日，若水告别了人世，他是带着智慧的痛苦，带着未遂之志走的。每当想起他，悲痛和往事一齐涌上了心头……

（一）

去年5月的一天，我去协和医院看望王若水。这是他患肺癌后第二次住院，据说癌细胞已经扩散。老天真不长眼，为何这么多灾难和不幸都降于他一人？！

病室很小，但是单间，有张小书桌和卫生间，很清静。虽然他是个喜欢清静的人，但我总觉得人生到了这个地步，内心不免有几分寂寞和悲愤。我不能给他带来一丝一毫的安慰，但我知道他是个重感情的人，他需要人间真情和关爱。进门时，他正在便携式电脑上写文章，翻开的书刊几乎占去了整个桌面。他欣喜地起身坐到病榻边上，将椅子让给我。我说：“你气色精神都不错。”他捋起右裤腿说：“不怎么好，血液循环不畅，腿肿愈来愈往上了。”这确实是不祥之兆，我劝他平躺着，多休息，以减轻腿的压力。“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注意力集中就不去想病痛和烦恼了”。我理解他的话，有些事至死不能忘记，也是不该忘记的。一时间我竟不知说什么好。

握别时，他给我一篇打印好的文章，说“有空看看”。题目是《有关周扬的两件事》，内容仍然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我虽然是理论的门外汉，不能同他深入讨论他所关心的问题，但他知道我是支持他的观点的，而且喜欢读他的文章。他的文章很有特色，说理，平易，生动，有文采，有很强的逻辑力量。

没有料到，这竟是我从他手中接过的最后一篇文章！人道主义和异化，是压在若水心上的一块石头，至死他都在做着掀翻这块石头的工作。难道这是为他自己吗？不！他是在为周扬抱不平，周扬被这块石头压得郁郁而终，他是冤死的，气死的（陆定一语），若水是在为捍卫真理而战。

在这之前，大约是1997年，若水写了一本新书《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付梓前，他给了我一份这本书的清样。过了一些日子，我准备将看完的清样奉还时，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书已经出了，手头只有几本，无法送你，清样你留着吧，真的很抱歉。”他接连讲了几声“抱歉”，我忙说：“我喜欢清样，它比书更有纪念价值。”接着他告诉我书名改了，原先的书名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现在倒过来了，成了副题，另加了个主题“胡耀邦下台的背景”，是按出版商要求改的。话中有些无奈，因为他希望有人为他出这本书。

后来他又给了我两个“附录”，其中之一题为《有关孙月才文章的反映》，正是《有关周扬的两件事》中的一件。孙月才文章的题目是《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与百家争鸣》，副题是《重读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孙月才文章是批评胡乔木的：说他把学术问题“过份政治化了”，对科学发展有很大危害；说他说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会“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不利于争鸣。孙月才是在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伸张正义，若水赞成孙月才文章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

在这两个附录上，有一行铅笔字：“这是准备将来三版时增加的两个附录”。那是若水的笔迹，可以看出，他还在为《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书收集材料，作必要的修改，以求再版时更充实更准确更完善。现在他走了，不知何年何月，读者能够看到他这本书的第三版和这个附录？

3个月后，若水决定陪妻子冯媛去哈佛大学当尼曼研究员。1989年和1993年若水先后两次应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邀请，在那里做访问学者，都是冯媛陪伴左右。这次若水虽身罹绝症，但他不愿因此使冯媛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所以他们决定一同前往。况且哈佛给尼曼研究员配偶以同等待遇，到了那边若水还可以继续治疗，继续做他的研究工作，冯媛也因此无后顾之忧。

人民日报几位老领导老同事为他们夫妇饯行，专门安排了一个家庭午餐会。那天，若水身穿圆领短袖衫，短裤，不像是个久病住院的人，他给大家留下的最后印象是朝气、信心和乐观。闻讯赶来的人不断增加，有许多是青年朋友，大家来送行，向他们祝愿一路顺风，平安归来。谁知这竟成了同若水的永诀。

（二）

王若水，祖籍江西，出生在上海，在湖南读书长大。他本人在各种表明身份的个人资料中写的是湖南。1946年若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8年加入地下党。那时北大校长是胡适，进步学生大都不喜欢他，因为他亲国民党，亲美。若水说，胡适也有另一面，比较保护学生。军警抓人，胡适出面，说学府这地方是不允许军警入内抓人的。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更加疯狂，若水同一批进步学生化装进入解放区，北平解放，旋又返回北平，在市委邓拓领导的政策研究室工作。1950年1月，邓拓调到人民日报，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年底，邓拓将王若水调来报社当理论编辑，并在同事面前称赞他“年轻有为”。从此，若水再也没有离开人民日报，尽管有人要将他逐出人民日报，但终未得逞。

我是学新闻的，并不关心理论。1964年大学毕业，获悉我将分到人民日报工作，为了熟悉这张报纸，我在复旦图书馆浏览50年代的《人民日报》，对王若水参加对胡适、梁漱冥的批判，和后来与扬献珍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开展长期论争有一些印象，知道人民日报有位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所以进报社后时常注意他。

恰巧，我工作的教科文部与王若水同在二楼，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当时我还没有勇气主动向他请教问题，只是从旁观察。他比较秀气，沉静，稳重，甚至有点儿慢条斯礼。不过，他给我勤于思考的印象十分强烈，吃饭，走路，开会，都是一副沉思的样子，好像无时无刻不在考虑问题。同事们都叫他“若水”，他长我9岁，又是名人，我不敢冒然“随大溜”，第一次面对面称呼他时，还是恭恭敬敬喊一声“若水同志”。他点头微笑，说：“他们都叫我若水，你是新来的，也不必拘束。”从此，我也称呼他若水了。

若水在人民日报具有特殊的地位，他虽是理论部的编辑，但他可以列席编委会，又是许多重要文章和评论的参与者和执笔人。1957年4月1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他写的。毛泽东在当天召见人民日报全体领导成员时，特地点名让王若水参加，并当着在座者的面握住王若水的手说“你写了好文章”。

接着，毛泽东狠狠地批评邓拓，说他没有很好地宣传“双百方针”。实际上不能怪邓拓，因为邓拓拟定了一个宣传“双百方针”的计划和一批社论题目，被胡乔木扣压了。毛泽东不了解情况，对邓拓很生气，批评他“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甚至说“我看你很像汉元帝，忧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那是王若水第一次见毛主席，也是最后一次。后来他回忆当时的心情，用了四个字概括：“如坐针毡”。若水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毛主席要那样对待邓拓，甚至于想到：“毛表扬我，是为了把写社论的功劳归于我，这样才好批评邓拓”，他还感到“汉元帝”、“忧柔寡断”之类的话是另有所指。所以若水说：“毛泽东虽然表扬了我，但我心中并不好受”。

1957年反右，许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一夜之间跌进了万丈深渊，王若水能逃过劫难，与毛泽东的这次接见和对他写的社论的表扬不无关系。但他并不张扬这次的表扬，也未因此而得福，他仍被划入思想有问题知识分子之列，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这次下农村，对王若水来说有两大收获。第一，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一个与报纸宣传大不一样的农村。1958年正是大跃进第一年，若水说，农民饭都吃不饱，甚至饿死了人，报上还在吹嘘形势如何如何大好，觉得这是新闻工作的耻辱。他们赶紧写情况，通过报社内参向中央反映实情。这对他后来对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觉得彭德怀很冤，并深表同情。第二，发现了一个新的马克思。若水说，下放期间，他反复读了马克思《1844年哲学手稿》，发现了一个不同于俄国版的马克思，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比以前他了解的那个马克思要深刻得多。若水后来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深受《哲学手稿》的影响。1963年他的《桌子的哲学》也是受其影响而写的，这篇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桌子的哲学》引发了一场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的热烈讨论，许多工农兵都参加了进来。若水吸收了讨论中的一些意见，对《桌子的哲学》进行修改，又写了一篇《再谈“桌子的哲学”》，但报社内部有人压制，还抬出关锋意见作依据，文章未能发表。关锋何许人也？经历过“文革”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若水虽两度受毛泽东表扬，却连发表一篇补正文章的权力都没有，而补正的正是毛泽东赞赏的《桌子的哲学》！可见若水当时在人民日报的境遇并不佳。1980年1 月，若水出版了《在哲学战线上》，《再谈“桌子的哲学”》方见天日，难怪作者在该书《序》中说：“时隔15年之久，这篇文章才找到了一个发表的机会，在我也是很有感慨的。”

这种处境预示着这位哲人在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命运多舛，后来事实证明了这点。

（三）

我同若水真正接近是在“文革”期间。“文革”前夕报社对机构作了调整，成立了一个评论组，将理论、文艺、政治、经济……几乎所有领域的评论能手都集中在一起，强化评论工作，以改变自批《海瑞罢官》以来所处的被动局面。王若水是这个组的一员重将。

不幸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个评论组还没有写出一篇有份量的文章，就被戴上“保皇派”、“顽固保守势力”的帽子，靠边站了。王若水即被他们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当作重点打击对象。

1971“九一三事件”，林彪机毁人亡，情况有了变化。这时，毛泽东重新委托周恩来主管人民日报，若水进了6人临时“看大样小组”，报社大多数同志十分高兴，但鲁瑛【注】不高兴，张春桥、姚文元更不高兴，他们不能容忍人民日报再落到周恩来手里。

当时，人民日报正被宣传方针所困扰。批林批什么？周总理主张批左，认为“左的东西不批透，右的还会来”。张、姚唱反调，强调批左“不要过头”， 林彪大肆宣扬过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这些左的东西不能批。若水是支持周总理，主张批左的，并在工作中实践了他的主张。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理论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三篇批无政府主义文章，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上海方面受张春桥、姚文元指示，立即打电话向鲁瑛查问：文章作者是谁，谁组织的，谁审定的，送给谁看过。并利用《文汇情况》假借工人名义，批评这块版，说文章“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群众”。其实这块版实际上批的是张、姚一伙，煽动无政主义的是他们，搞极左的是他们，假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他们。他们无法狡辩，只好把群众抬出来，说文章批到了群众头上。这块版就是王若水倡导并经他修改审定的。

            批林到底批左还是批右，是宣传上的大事，这块版的问题出来后，若水更感到有责任将它弄清楚，于是决定上书毛主席。若水深知总理与张、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岐，只有毛能作出裁定，而这样做又要冒很大风险，但他别无选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经过多日苦苦思索，他终于将信发出去了。

信发出两天，若水告诉我们一个不利消息。若水说，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是主席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这些话表明，毛泽东不同意批极左。王若水断定他写给主席的信会有麻烦，我们大家也为他捏一把汗。

毛泽东虽让周恩来再度主管人民日报，但在重大的宣传方针上，又不支持周恩来，反而支持张、姚。报社许多人都想不通，以为毛泽东在林彪垮台之后，一定会吸取教训，对他们的极左阴谋有所认识，赞成批“左”，所以极力鼓动王若水写信，把问题搞明确，谁知事情会弄成后来这个样子！

毛泽东把信批给周恩来办，这就给周恩来出了一个大难题，他不得不违心地改变自己的主张，转向批右。同时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在人民日报掀起一场运动，既能排挤周恩来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又能打垮批左势力，帮鲁瑛巩固地位。

1972年12月1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小型会，处理若水的信。周总理对着王若水说，“主席收到你的信后，批给我们办”。“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说林彪是‘左’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同志。”

“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是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

周恩来一面把责任揽过来，说“是中央务虚不够”，一面又想抡先把一块版一封信的问题定个性质，提出解决的办法，以免张、江、姚节外生枝。总理对王若水说，“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并且说：“人民日报基本上是执行主席路线的，是跟毛主席走的，红旗是树着的。”真是煞费苦心。

但张、江、姚不买账，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虽在批林方针上占了上风，但决非明确了宣传方针就罢休，而是要借机排除异已，彻底夺取人民日报领导权。于是提出“人民日报不是王若水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气”。 “要把邪气压下去”。

这次谈话导致批林方针从“左”到右的转折，同时也导致人民日报这个舆论阵地彻底陷落。从此，周恩来就无法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人民日报在张、江、姚的控制下，连续两年开展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力量，一股邪气”运动，搞得人人自危，一片白色恐怖。

当时北京军区正在开党委扩大会议，解决批林指导方针问题。姚文元知道王若水对批林的看法，特地点名让他去会上旁听，以便接受“新精神”。若水听出来了，政委纪登奎在北京强调批右，司令员李德生在安徽强调批左。这种方针上的分岐，反映了中国上层又陷入了一场严重斗争，而且斗争的天平已经偏向了批右的一边。若水心情非常沉重。

“一股力量，一股邪气”批到一年的时候，“四人帮”突然将王若水的问题升级到敌我矛盾，这是他们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

1973年12月6日，姚文元在钓鱼台对鲁瑛说：“王若水的信是右的，是当时社会上的反映的集中表现。现在看得更清楚了，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1974年初，“四人帮”倾巢而动，对王若水发动了一次“狂轰滥炸”。1月27日，江青在接见工农中央委员读书班学员和批林批孔试点记者的会议上，大肆攻击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之后，莫名其妙地点了王若水的名，说：“王若水态度不好，批他！”3月，王洪文、张春桥利用接见解放军报负责人的机会，大谈人民日报问题。张春桥说：“王若水是人民日报里的坏蛋，利用在报社工作的方便，搞了一个版批无政府主义，当然就是批广大革命群众。是上海工人发现的起来反对这个东西。最后这个官司一直打到主席那里。王若水直接给主席写信，说这是张姚观点。他们就是要抓我们两个，说我们不赞成批极左，因为我们是‘极左派’。”王洪文说：“王若水拉着一帮人，是个专门搞阴谋的坏蛋。”

就这样，王若水被定为敌我矛盾，送往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劳改。从此，我们见面机会愈来愈少。后来他妻子闹离婚，日子更不好过，连吃饭的粮票都没有。有一天，我在报社见到他，头发也白了，背也驼了，但他没有被压垮。若水对上书毛泽东一事毫不后悔，他觉得在人民日报那个岗位上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若水还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没有痛苦的糊涂人。”

若水是坚强的，他没有被“四人帮”压垮，相反，他看到了“四人帮”灭亡的一天。若水是得人心的，他在社内外获得了广泛同情与支持，下乡无粮票，有人给他送；生病了，有人送药；在乡下，有人给他传消息，谈情况，分析形势；问候、安慰、鼓励，通过眼神、握手、电话不断传递给他，“四人帮”的耳目跟踪盯梢，也阻止不了这一切。更使他充满信心的是，红星公社的干部和农民并不把他当敌人，而是把他当客人，当与他们命运相连的朋友。

若水挺过来了，他是胜利者！

（四）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若水回到报社，第二年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与意识形态有关的理论、文艺、评论。那几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拨乱反正，同“两个凡是”斗争，纠正“文革”错误，引导舆论，起了很大作用。那时，若水还是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不辱使命，为人民民主，为党风纯洁，仗义执言，进行过勇敢斗争，因此惹怒了一些人，日子又开始不好过了。

经历过“文革”10年磨难，若水有了很大变化。他在回顾1972年因上书毛泽东主张批左而受批判时说：“那时，我被迫不知写了多少次检讨，每写一句，就有十句反驳的话，痛苦极了。你想，不能说真话，还要被迫说假话，该有多痛苦。”他表示，再也不能按过去那种方式作虚伪的检讨了，再也不放弃自己的自由权力了。若水彻底醒悟了，为自己确立了信念：“在科学的领域内，只服从真理；在政治的领域内，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若水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宣传，70年代后期，他所追求的理想一次次破灭之后，走上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个时候，他有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观——实践的唯人主义。若水说：“实践的唯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和方法论。这种思想也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力异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价值。”他表示，将要全身心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我理解若水说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因为若水多次讲过要总结“文革”经验教训，只有用异化概念，才能从理论上把“文革”、个人崇拜解释清楚。人道主义和异化，是对“文革”的一种抗议，是对把人不当人的一切做法的抗议。所以，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希望中国有愈来愈多的人关心和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198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请若水去讲哲学问题，有学生递条子，说美国教授给他们讲课，讲到了异化，听不懂，请他解释。若水用一种通俗的比喻说：母亲生下并养育了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却变成了逆子，反过来虐待母亲。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异化，意识形态的，如个人迷信；政治的，如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经济的，如盲目建设、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结果成了包袱，造成环境污染等等。这次讲话反映极好，1980年第8期《新闻战线》遂将他讲话录音整理发表，影响更大。听说耀邦同志和他的家人听过讲话录音，耀邦说“很感兴趣”。

    但也有人不感兴趣，甚至于反对，认为若水那样讲异化，是散布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并扣上“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帽子，此人就是胡乔木。若水曾申辩过，说异化现象是客观存在，承认和批判异化是为了防止和克服异化，是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真理在王若水一边，权势在胡乔木一边，在民主和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真理是斗不过权势的。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为了纪念，中央决定召开学术研讨会，并确定周扬在会上作主题报告。周扬报告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他物色了三个人作助手，为他起草演讲稿，王若水是其中之一，分工负责报告的第四部份“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周扬报告十分精彩，听众向他报以热烈掌声。报告会第二天（3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了报告会消息，消息中特别注明报告“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3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报告全文，不料竟惹来一场大祸。当天早上，秦川和王若水分别接到邓力群电话，对他们进行严厉批评。邓力群问秦川：“谁决定发表的？”秦川说：“我签发的，发消息那天有预告，错了我负责。”这时邓力群声音愈来愈大：“不对，周扬的讲话是王若水把他自已的观点钻进去的。是王若水的一贯主张。”秦川心中明白，事实完全不是邓力群说的那样，王若水想把自已的观点“钻”到周扬报告中去。那是春节前几天，秦川在报社走廊上遇见王若水，王对秦说，周扬来过电话，有一篇讲话稿要他帮忙，使他感到为难。王说：“你看，我把儿子、女儿接回来了，准备春节团圆一下。你知道，有好几年我们不在一起过春节了，我不想去。”当时王若水刚刚离婚，有许多事情要处理。秦川劝说：“周扬轻易不求人，反正只有两三天时间，去去为好。”若水接受了秦川的劝告。

秦川和王若水对中宣部已经通知各报，周扬文章不得发表，惟独不通知人民日报这种做法困惑不解，但他们还是顾全大局，被迫作了检讨。检讨承认犯了组织纪律方面的错误，并不认为周扬文章本身有什么错。检讨过不了关，中宣部仍按原决定，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调离人民日报，但仍参加报社整党。

    周扬听到王若水被免职的消息后，万分感慨，曾说“我对王若水还是一直保的……”其夫人苏灵扬说，“得了吧，你能保他？你自已呢？”此时的周扬，日子也不好过，他受到很大压力，要他公开承认错误。周扬同意了，他采取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谈邓小平反对“精神污染”问题的看法的方式，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

11月6日，各报都登了周扬的这个谈话，使许多人感到失望。若水说周扬是被迫的，这样周扬就失去了反批评的权力，他也感到十分惋惜。夏衍一针见血，对周扬说：“你那篇文章什么错误都没有，只有一个错误，那就是文章是你写的。”

9个月后（1984年1月3日），胡乔木以胜利者的姿态，在上次周扬作报告的地方，以同样的方式，发表了他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其用意不言自明。若水听了这次报告，并接受胡乔木多次表示“希望听到你的意见”的要求，表示了答辩之意。但若水没有轻易动笔。直到邓小平看了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章，称赞文章的同时也说“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若水才下决心写答辩文章。这个时候，中宣部也发了学习胡乔木文章的通知，通知说，“对于有关学术理论问题，允许讨论和争辩”，“要力求在我们思想界造成一种平等协商的、民主的、活跃的气氛，并且把这种好的风气传下去”。这就更加鼓起了若水的勇气。

不久，《哲学研究》前来向若水约稿，稿成后，若水要求将文章送胡乔木、邓力群审阅。后来《哲学研究》告知，文章审阅通过，定于四月号上发表。此时，若水文章还在征求意见准备作进一步修改，香港《镜报》突然将征求意见稿登了出来，使若水陷入被动，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成了严重政治事件。

若水在编委会上多次自我批评，两次讲人道主义和异化，一次专讲《镜报》事件。他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再也不作那种虚伪检讨，也不沉默，而是据理申辩。那天，在追查《镜报》事件时，有人问若水为什么不听劝告，非写文章不可？又追问他为什么要将文章拿到《镜报》发表？若水说：“我相信乔木同志欢迎争论的说法不是‘引蛇出洞’；我相信小平同志批语说的‘允许辩论，不打棍子’是算数的；我相信中宣部关于学习乔木同志的文章的通知是要贯彻执行的，所以才写答辩文章。”为什么文章写成了，却又成了问题呢？别人无言以对。若水又说，他与《镜报》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人，他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征求意见稿散发过多，承认这是他的不慎，追查无果而终。

    此时的王若水已无职务，只剩下一个党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这位有将近40年党龄的党员作了个处份决定，“劝其退党，如坚持不退，即宣布除名”。整党中，王若水所在党支部一致同意他进行党员登记，没有人说他不够党员条件，劝退是没有理由的。若水本人写了长长的申诉，并附6个附件，用事实指出处理他的各条依据，没有一条站得住，拒绝退党。支部全体党员意见，没有人理采；本人申诉，没有人理采，若水就这样被除名了。人们不禁要问：党章有什么用？党内民主何在？

若水在他的申诉最后，沉痛地说：“落得现在这种下场，我并不后悔。党不要我，这不是我的错。我永远忠于祖国和人民。我仍然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仍然要以余生为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现代化尽力。”

王若水是卓越的哲学家、思想家、直言不讳的新闻工作者，他在中国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新闻事业中，以深刻的理性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正当中国最需要思想家、理论家的时候，若水却走了，这种不幸更加令人感到悲哀。让我们记住他的遗言：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没有痛苦的糊涂人。以此继承他的未竟之业。

 【注】 鲁瑛，“文革”前夕，系上海《解放日报》办公室主任。1966年5月30日，中央决定派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实行夺权，鲁瑛被张春桥看中，进了陈伯达的工作组。随着“文革”步步推进，张春桥、姚文元逐渐取代陈伯达控制了人民日报，工作组名存实亡，8名成员中7人先后离开了人民日报，惟独鲁瑛一人留了下来，并掌握实权，直至“四人帮”垮台。鲁瑛虽在人民日报掌权，但他从来不是人民日报的社长或总编辑，只不过是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的一个心腹。

 此文发表在2002年5月号《同舟共进》上，主题改为《一位痛苦的清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