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Ruos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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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囚禁中的永生——北京思想理论界人士悼念王若水

      3月23日，由于光远、李锐等五位著名思想理论家发起的、原订在北京和平宾馆召开的“王若水理论追思会”因当局干涉被取消。但由于取消通知在前一天晚上7：30以后才传达到会议联络人员，直到第二日午夜1：30时，一百多名与会者中仍有差不多过半的人没有顺利接到这个消息。因此，许多人在第二天仍然清晨从北京的各个地方赶往和平宾馆。被迫在那里进行了一种特殊方式的凭吊。

      著名经济学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的冯兰瑞教授说，王若水是“我们最诚挚的朋友”。对于他的去世，她是感到意外的。因为就在去年12月下旬，他们还通过话。冯女士说，当时，他的精神很好，说正在进行化疗。近来胃口也好了一些，病情没有发展，控制住了。年假期间，他还打了几次电话给王，但没有接通。听说是若水情况有了好转，住进医院接受一种新的治疗。好象是很有希望。但噩耗毕竟被证实了。“今天参加这个会，想说几句心里话，聊以寄托我的哀思。”

      冯兰瑞说：“若水是同时代我最钦佩的哲学家、思想家。他学术造诣很深、逻辑思维缜密、观察问题敏锐，他在理论上的彻底性，对真理执着的追求，都是非常难能可贵、值得称道和学习的。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无论文章和讲话都心平气和，分析透彻！婉转而有力，让听者不能不为之折服。这是那些以势压人的权威们所望尘莫及的。”

      她说：“若水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还是我们理论界有名的硬骨头。1972年为反左还是反右给毛泽东写信受到打击，八十年代为人道主义同胡乔木辩论，坚持真理，毫不妥协。这些，同志们比我知道得更多……”

      著名哲学家汪子嵩说：“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学术界中，王若水是一位有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哲学家，因此经历了不寻常的遭遇。六十年代，初他写《桌子的哲学》，原来目的是反对当时盛行的机械论和庸俗唯物论观点的，却没有想到也可以被主观的唯意志论歪曲利用，得到毛泽东的赞许。后来要他参与批判苏修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工作，他开始接触人道主义问题，从原来持批判态度，后来通过文革中自己的亲身经历，转变为赞成和宣扬人道主义，成为他一生后期研究的中心，为此受到种种压制、批判和处分。但是他三十年来坚持不动摇，直到最后写的《整风和启蒙》中，还呼唤中国新启蒙运动的来临。

      原《人民日报》社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组副组长、与王若水有四十年共事经历，王在报社期间最亲密的战友和直接领导胡绩伟告诉笔者，听到若水去世的消息，他整整哭了三天！他说，王若水同志逝世，“这虽然是早在预料中的事，而我的心头仍然抑制不住地泛起上阵阵悲哀。”去年八月，若水决定随夫人冯媛去美国哈佛大学，并在该校医学院治病，胡绩伟约请了几位一同在《人民日报》共事多年的老朋友，在家里为他饯行，为他祝福，……“说句心里话，我知道，若水的癌症已到了晚期，治愈的希望是极小了！可是仍然希望他能在高超的美国医药条件下，在人间多停留些日子，完成他的、我们的和许多许多人的心愿。饯行是一种告别形式，若水此去能否归来，能否重相见，在我们这些老友心中都是一个未知数。中国人是善良的，富于人情味的，大家都将可能发生不幸的根由深埋在心底，仍然满怀希望地送他上路。”

      胡老说：“我和若水在人民日报共事四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期间和改革开放后胡乔木、邓力群联手打压人民日报期间，我和若水始终处于相同的境地，承受着相同的命运。我们之间观点相同，相知很深。他比我年轻十岁，如今却先我而去！这悲哀是那样沉重……”

      胡老回忆说，他和若水有非常相似的经历。若水二十岁时，因为喜欢哲学，考入北大哲学系。那时哲学是冷门，父母希望他学理工，可是他选择了这条道路。而他自己大学时代曾攻读数学，但后来的工作与数学相去万里。他和若水成为“知交”，是在文革中的“林彪事件”以后，他们被从不同的“牛棚”中解放出来，一起进了当时的领导班子。当时若水曾在的理论部组织发表了一块“反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专版，轰动了中国政坛，受到四人帮的打击。江青当时公开叫嚷，《人民日报》出现了一个“以王若水、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力量！”从那时开始，他们成了共命运的兄弟。胡绩伟说：“说老实话，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论家的王若水，我知之不深，但是作为一个先进政治家的报人，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他说，王若水曾经两次受到毛泽东的称赞。第一次是1957年4月10日，他写的关于双百方针的社论受到毛的赞赏。毛召见报社领导时，把王若水也找去，一面痛斥总编辑邓拓是“死人办报”，要收邓拓的板凳“折旧费”，说他是“非亡国不可的汉元帝”，一面称赞年仅二十多岁的若水。第二次是1963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王若水写的《桌子的哲学》。王当时是“满怀激情紧跟毛主席”的。文革期间，那篇毛主席畅游长江的著名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标题就是他写的。但“文革欺骗了我们，愚弄了我们，打击迫害了我们，同时也教育了我们，磨练了我们”，胡绩伟说。他们就是从那里开始，走上反思的道路的。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著名哲学家张显扬说，若水后半生的工作，其实是在为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找理论根据。照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原是一个价值体系包括的科学体系，但后来其价值部分，也就是人道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被列宁以后的共产党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被表述为一种由“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所谓“科学体系”。到了毛时代，就剩下一个“阶级斗争”。实践检验：“专政”其实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与“民主”没有必然联系，价值失落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还要以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搞“四个坚持”，只能找回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关怀，但由于胡乔木这个在人品和理论方面都极差的人把持“理论权威”的位置，共产党对若水不但没有领情，反而对他展开批判，将他开除出党，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悲剧。

      张显扬说，我现在在清理理论思路的同时，也时常在反思自己。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意识地到还是意识不到，思维、语言，行为方式还有太多文革的、毛思想的痕迹，比如强调斗争，不会妥协，相信所谓“规律”，其实，那是历史唯物主义造成的一种误区。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因出版《八九民运史》被解聘的陈小雅接着张显扬的话题说，显扬对若水“人道主义”研究的这种表述，是我迄今为止所听到的一种最完整、精确的表述。我有同感。这个“教会”是一个赶跑了“上帝”的教会，现在，有一位“天使”，要为教会请回上帝，可天使被囚禁了！丧钟将为谁敲响？肯定不是若水！若水在被囚禁中得到永生！

      她说，由于脚伤未愈，家中负担沉重，受到有关人士照顾，自己是第一个接到会议取消通知的。仅仅是因为要表示一下不愿逆来顺受，她清晨便赶到了会场，意外地和没有接到通知的人一起，体验了什么叫“权势压迫”的痛苦。直到下午六点多，整个过程结束才离开。她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受害最大的是施害方。

      ──转自《议报》

      (筝沉    3/30/200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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