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一九八三年为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而和王若水一道遭难，并因而抑郁病死，表明异化理论之争，竟剧烈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因为中共内部势力敏锐地感觉到，把人放到甚么位置，「人（的生命，自由，幸福和发展）大？还是党大？」是关系到他们所坚持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生命线，决不能后退一步。 　　

一些老党员，执行毛泽东路线几十年之久，并已属于特权阶层的最高层，何以会幡然悔悟？而另一些人牵涉不深，既得利益也不那么多，却死死抱住旧教条、旧势力不放，对精神奴役甘之若饴？重要原因潜在于本人的个性深处。王若水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被毛赏识，又被毛抛弃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就发现了王若水。二十七岁的王若水在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里写道，批判胡适，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说他受到启发。后来王若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哲学散文《桌子的哲学》，毛评价很高，使若水的名声传遍新闻理论界。据胡乔木透露，在毛对邓拓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极为不满，决定换马时，他曾有意要王若水接任，说：「以后谁的文章写得好，就叫谁当总编辑！」假如王若水像姚文元那样凑上去，他一九五七年就会是中国的布哈林了。可是若水对于权位无动于衷，宁愿继续当个编辑。 　　

投入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他是积极的；但没有呼风唤雨，没有害人。一九六六年参加文革，他也很积极，却已经不是追随毛的号召，而是另有所图了。像其它有识者那样，他觉得那是一次扭转中国政治、社会危机的机会。文革使他看到了一个党、一个社会的异化和人的异化是多么可怕。一九七一年林彪暴死，他觉得一个转机出现了。但他发觉四人帮无意批判林彪所代表的极左路线，而是要批所谓「形左实右」，便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应该借此机会狠批极左。毛不悦，批了几个字：写信人是《桌子的哲学》的作者，但看来此人也不高明。他被召去人民大会堂，政治局正在开会。周恩来让他坐到身旁。江青手里拿着那封信的原件，板着面孔，说他「企图分裂党中央！」周恩来面无表情。若水明白这「分裂」是何所指了。回到报社，就是轮番批斗。此时他本已进入「看大样小组」，相当于副总编辑。那个小组的另一成员，因毛泽东一语走红的李希凡，这时又从背后捅了王若水一刀。结果一撸到底，背着行李去农场劳动改造了。
来自人民日报和家庭的双重压力 　　

我认识若水，已是一九七九年年底我进入《人民日报》之时。那时正当《人民日报》黄金时代的顶峰，作为主管思想理论文艺的副总编辑，他已经向左派发动了几次进攻。李洪林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四篇文章，是要把胡乔木起草的邓小平讲话里那几条原则扭回来，发了三篇后，就发不出来了。发了郭罗基推动政治改革的几篇文章，下场是邓两次下令他必须离开北京。后人很难想象，胡绩伟和王若水需要多硬的脑壳，顶住来自上、中、下的压力，才能把那张报纸办成一座名副其实的思想灯塔。胡耀邦要为右派彻底平反，不但汪东兴反对，各级主持反右和踩着右派上来的干部，多数也反对。红头文件里不能明说，《人民日报》凭着它「党中央喉舌」的地位，发了两条消息（公安部和中央党校给右派全平了反）一下就把全国基本打通了。胡耀邦的支持当然不可少，但是他本人那个位子就一直未坐稳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他需要保护的人，胡虽尽了大力，却不幸一个也未能保住。一九八一年批白桦，本意是要发动一场新的反右派运动。《人民日报》自始至终顶住，只字不发，对于阻止那场阴谋是起了作用的。然而那要胡绩伟、秦川和王若水有决心牺牲不仅一个乌纱帽才行。个人在历史上能起多大作用，那几年在那张报纸上是表现得再充分不过了。

像所有哲学家一样，王若水有点内向。其实他没有一点傲气。我时常觉得他似乎有几分忧郁。从陈云、胡乔木和邓力群那边打来的电话每天不断，文章或报道读者越是欢迎，电话里的训斥和质问越是严厉，至少半数是冲着王若水来的。这还不够。一九七九年春，他偶然走过群众工作部门外，里面正在接待已遭取缔的民主墙一家民间刊物的几位编辑。他被叫了进去，坐下来，总不免要说几句慰勉的话。谁知那几人中就有一个伪装的特务。录了音，立即送往公安部，从此王若水就被立了案，「勾结地下组织」，就是「通敌」了。权威方面出面解说都无效，黑锅一直背到底。后院也着了火：他当电影演员的妻子早就把自己二十几年只演了一部电影归咎于王若水文革期间连累了她，现在又觉得丈夫对她冷淡了，猜疑他必有新欢，于是就开始长期侦探和诬陷。先报告他反对毛泽东的言行，背后出主意的人指点她，现在反毛已经不算回事了，要反邓才行，于是王若水的帐面上就出现反对邓小平的言行了。后来总算离了婚。可是情犹未了，妻子还要收买女儿搜查若水的抽屉和邮件。

被伪君子胡乔木邓力群所害 　　

和若水有三十余年密切交往的李春光先生，把若水性格的特点归结为：诚实善良，聪明勤奋。诚实而正直，善良而爱人，不公不正、残忍卑鄙才会刺痛他的心，引起比常人更大的厌恶和愤慨。而追求真理的执着，又驱走了对于权威名利的欲念。胡乔木是一个伪君子。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启用胡乔木，委他起草后来成为批邓重点的三个文件之一。批邓期间，胡全家人都反对，他还是偷偷送走了出卖邓小平的信。邓力群，到一九七九年「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为止，他都是最激进的改革派，后来一夜之间变成保守派旗手。一九八三年，这两人抓住周扬在纪念马克思大会上的报告攻击周扬和王若水（王执笔写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部分），说「现在讲人道主义，是甚么目的？若是批判文化大革命，现在没有文化大革命了。这是暗示我们的社会主义没有人道。」 　　

「清污」高潮中，十月三十日，邓力群满面红光、胡乔木面色苍白地走进《人民日报》社党员大会会场，胜利地宣告接受胡绩伟的辞呈和撤掉王若水副总编辑职务。我坐在听众席上默默地想，是甚么东西把这四个共产党员分为两派呢？胡乔木和邓力群绝不是不能理解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人，时间和空间稍微改变，他们会说出全然相反的意见。区别显然不在于观点。把胡绩伟、王若水和胡乔木、邓力群划入真假马克思主义两个阵营的，是他们不同的灵魂。一九八七年，不敢经过党支部讨论，由中纪委通知报社劝王若水退党。王不从，抗议违反党章，便予以除名。 　　

王若水一无所失，反倒获得了知识界和读者的极大同情。他「无官一身轻」，每天在大院里打两回太极拳，就埋头读书，写作。但是他的文章不准发表，书不许出。不过他也不急。又把德文拾起来，时间更不够用了。他的作品时常出现在海外刊物上。他写道：「官方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加以批判；海外又有人因为我仍然讲马克思主义而觉得奇怪；这些我都不在乎。」

适于思想家生长的环境已不存在 　　

一九九四年，癌症向他袭来。在一九九七年的来信中，他写道：「我在去年动手术一周后，胸部剧烈疼痛，疼得满床打滚，疼出一身冷汗，疼得死去活来。整整折腾了半个月，医生也担起心来。那时，脑子里忽然想，这好比我在受刑，坐老虎凳甚么的，看看你经不经得起考验。当然，我觉得喊叫是可以的，但我觉得我还能挺得住，不招供，并为此感到自豪。 　
　
「但不久前，我和几个年轻人吃饭，不知怎么谈到了坐牢问题，一个女士脱口而出地说：『假如被捕了，我第一个叛变！』轻松自若，不加思索，令我吃惊......我看过电影《北京杂种》，实在看不下去。我也看过王朔和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也觉得无法忍受，但它上座率很高。 　
　
「（美国人）也许认为，谴责中国政府漠视人权，是对中国人的帮助，但我恐怕大多数中国人不领这个情......他们也不关心（人权的事）。这种情况令我们这种人沮丧，但这是事实。老实说现在中国老百姓的关心集中在一个字是「钱」......如果说自由，那么他们最需要的是赚钱的自由，而现在他们的这种自由比过去多多了。」若水毕竟是哲学家，他并不一味谴责，而是看到这些都是个过程，还会变的，也有好的一面，比如文化的多元化。但是，那些人，不是平民百姓而是知识「精英」，「连启蒙时期的价值如理想、崇高等等，都一律拋弃了」，他还是耿耿于怀。 　
　
那么《人民日报》怎么样了呢？他告诉我，在报社办的多家公司赔了几十亿元的情况下，居然又造起一栋多层大厦作编辑部。大院里停着编辑记者的八百多辆私人轿车。而报纸的销路，尽管层层摊派，现在也不过一百多万份，不到他和胡绩伟时代的五分之一。
　　
在那栋大厦里，还会出现王若水这样的思想家吗？纵使有上一个，他会成长为康德和黑格尔式的大师吗？欠缺的不仅仅是自由。哲学家还需要陪伴他一起思考的民族。一九七一至一九八三中国曾出现过一个适宜于思想家生长的时代。不幸和王若水一起消逝了。江泽民正在以不同于毛泽东的方式扼杀这个民族的创造力和思维兴趣。国家大剧院是造得起来的，但他们造不出一个易卜生，甚至也出不来第二个曹禺。怎么办？上演《上海宝贝》吧！ 　　

然而王若水却还在辛勤劳作。他的计算机键盘是在入院抢救前一刻才沉默的，他还要在病床上向妻子冯媛口述他最后一部著作未完成部分的要点。 　　
若水，别了，你慢慢走啊。你是问心无愧的。你的思想你的文字将照亮中国人的道路；你瘦弱的肩膀将会给后来者一个更高的立足点。你只能作到这样；这不怪你。 　
　　　　　　　　 　
二○○二年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