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水走了。中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失去了一位敢想敢闯大智大勇的哲人。他生前曾经辉煌过，也曾经倒霉过，政治上曾死过多次，这一次是完完全全走了。我认识他30多年，并不完全了解他，在他的超前的爆炸性的思想面前，我常常是个后知后觉者，更缺乏他那大无畏的超人勇气，现在回想起来，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惭愧。但咀嚼往事，也不全为纪念，还可以温故而知新，为死者，为自己。

一

最早知道王若水的名字，是在1954年冬，我在兰州一中读高中。因为是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我常给全班同学读报，报纸上正在对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在题为《三点建议》的讲话中，高度评价王若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批判文章。幼稚和无知的我心想，既然是郭沫若这样的大文豪叫好的文章，其作者想必也是大人物了。殊不知，作者不过是一个28岁的青年，却“充当了一名打头阵的小兵”，而且在郭沫若之前，就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了。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其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快被民主党派的报纸炒得沸沸扬扬，而人民日报则按兵不动。直到5月10日，才由王若水起草了一篇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花，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看到社论后，当天就指名要见作者。这样，王若水作为一名年轻的普通编辑，同以邓拓为首的编委会成员，以及胡乔木、陈伯达、周扬等高级官员一起，坐车去中南海，享受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紧紧握着王若水的手，说他很年轻哪，夸他写了好文章，还说要请他吃饭。这在当时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可以骄傲一辈子的。30年后，我曾陪王若水重游中南海，那一天我们从南长街的中南海东南门进入，直奔当年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详详细细浏览了一遍，为的是他要写回忆录。这篇回忆录后来收入他的文集《智慧的痛苦》一书中。

1963年7月16日，王若水发表了《桌子的哲学——一次关于认识论的对话》。那时我即将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毕业。7月22日，我同3万多名应届大专毕业生一起，到人民大学堂去听周恩来的报告。在长达4个多小时的报告中，周恩来讲了许多问题，光“智育”部分就讲了7个问题，其中第3个问题是“学习哲学”，讲到这里周恩来推荐了王若水刚刚发表的文章，号召大家学习。这一次也是毛泽东赞扬在前，周恩来推荐在后。能得到如此殊荣的，至少在我的记忆中还不曾有过，于是王若水这个名字，便深刻印在我的头脑里。

那时，我已经读了不少王若水发表的文章，其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他所谓“理论宣传”，即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党的路线政策，其中包括以青年为主要对象的通俗哲学文章。一类是他所谓“思想斗争”，如对胡适、梁漱溟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那时的批判文章文风很坏，动不动罗织罪名，上纲上线，置人于死地，始作俑者，应该是毛泽东：仅仅因为梁漱溟提了一点意见，他就骂人家是“野心家，伪君子”，说“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王若水的文章，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但比较起来，它是讲道理的，有分析的，而且分析得很周密、很透彻，能发人所未发，见人所未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文字如行云流水，明快、通畅，多深奥的哲学问题，都能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没有高超的智慧和丰富的学识，是很难作到这一点的，这也正是我敬佩他的原因。60年代初，他已经从打头阵的小兵，变为日趋成熟的哲学家，他的第一个文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实践论》，也已问世并再版，展现在他面前的，应该是风华正茂、大展鸿图的美好前程。当然，“官本位”的社分制度，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对于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心灵，也不能不留下阴影。他渐渐觉得，现实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完美无缺，新社会仍然是有弊病的；再加上长期封闭在机关大楼里，他常常感到沉闷和压抑，他反而怀念大学时代，希望能发光发热，有所贡献。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骤然降临神州大地时，他误以为这是一场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便满腔热情地投入进去，希望象毛泽东畅游长江那样，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为此，他还为人民日报草拟了一篇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前进》。

然而，“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破头”，无情的现实，粉碎了他的理想。他想造反，人家不许他造反，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他想革命，却被红卫兵抄了家，父母和弟弟被赶到原籍江西泰和农村去劳动改造。当1969年，我和他同在人民日报工作的二妹结婚时，正是他落难赋闲时期，他的两篇文章《创世纪》和《蚂蚁与玉皇》，均被当作毒草，打印成小册子，供群众批判。他的艰难处境，从以后的一件事也可证明。1971年9月，他的父母和弟弟从江西来北京上访，适逢“9.13”事件发生，他们被当作“游民”，拘禁在德胜门外的一所监狱里。他和他的妹妹都不便出面，是我代表他们到监狱去探视，结果人未见到，带去的糕点也被拒收，监管人员还阴阳怪气地说：“还想让他们过资产阶级生活啊”，我随口说了一句“无产阶级就不吃糕点了？”当即遭到严厉质问：“你什么家庭成份？”幸亏我不是地、富、反、坏、右，否则，这不等于送上门去束手就擒吗？那真是一个黄钟毁弃、釜瓦雷鸣、人妖颠倒、豺狼横行的日子，一个风华正茂，为这个红色政权进行合理性辩护的哲学家，反而生活在无所不在的红色恐怖之中，有笔，不能提；有口，不能说。这是何等的不幸与痛苦啊！我不禁想起17世纪法国思想家拉罗什福科的一则箴言：

“哲学轻易地战胜过去的和将要来临的痛苦，然而现在的痛苦却要战胜哲学。”

二

“9.13”事件，给动乱无序的中国带来一线转机，也给王若水带来了好运，毕竟他是党在哲学战线上成绩卓著的一名尖兵，所以周恩来多次在公开场合对他褒奖有加，这似乎是要对他加以重用的信号，果然不久，他就成为人民日报临时领导小组即“看大样小组”的一名成员。

“9.13”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破产。林彪，这个被毛泽东亲自提拔起来，被写进党章和宪法的接班人，到头来却要置毛泽东于死地，这是毛泽东蓄意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正是“9.13”事件，使亿万人民群众，从蒙蔽中怀疑，从怀疑中猛省。毛泽东如果还识点时务，他完全可以悬崖勒马，重振山河，庶几可以维系民心。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继续一意孤行，继续制造错、假、冤案，大至邓小平，小至王若水，都是先被高高抬起，后被摔落下来，当作阶下囚。

王若水进入“看大样小组”后，迎面碰到的最大难题是：批林彪究竟应该批他什么？换句话说，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左”还是极“右”？这是关涉到国家前途命的大问题。想当年庐山会议本来是纠“左”的，彭德怀一上书，会议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变成了反右，结果是“左”上加“左”，把中国拖到灾难的深渊。历史的悲剧不应重演，现实的关结更需正视，这是王若水和报社大多数人的想法，不幸的是，现实再一次戏弄了他们，而历史也恰恰又一次重演。

事情缘于王若水于1972年10月14日，在人民日报编发了一个版面，以一篇文章和一篇评论的形式，批判了极“左”思潮之一的无政府主义。批极“左”，这是周恩来在多次会议讲话中提出并要求落实的精神，也是当时中央文件中明确表明的，人民日报当时是周恩来主管的，贯彻他的指示，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理所当然的。想不到这一个版面，却引起上海《文汇报》的强烈不满和反对，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群众，而林彪路线的实质不是极“左”，而是右倾机会主义。一个地方报纸，公然无视党中央机关报的权威，这本身就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它这样做，显然是得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幕后支持。他们为什么如此明目张胆地唱
反调？这是王若水和理论部领导胡绩伟以及大多数同志百思不得其解的。为了得到“圣旨”，王若水仗着胆子，于1972年12月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了他不同意张、姚而支持周恩来的个人意见，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示。

毛泽东的反应很微妙，他说：《桌子的哲学》的作者，我看也并不高明。这是指谁呢？当然指王若水，王若水难道不知道，凡给毛泽东上书的，大都没有好下场吗？这也是指周恩来：你明明知道林彪要我的老命，你怎么能说林彪是极“左”呢？我们还可以联系“文革”初期，章士钊上书毛泽东，请求他不要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对他这位恩师的回答是干脆利落，毫不客气：“尊计似宜缓行”。这是鲁迅笔法，从“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脱胎而来。比较起来，“并不高明”虽暗含讥讽，却温和多了，不象是对下属或后生的口气。而且毛泽东要周恩来为首的政治局处理这封信，这已成惯例：“文革”中，举凡关系生杀予夺之类“烫手山
药”，几乎都交周恩来经手办理，君子是动口不动手的，这当然是最高明不过的，但却给周恩来出了难题，他想保王若水，但力不从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杀气腾腾，早已定下调子：这是人民日报社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矛头向上，“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是“极右”，是企图“分裂中央”。王若水感到震惊：明明是毛泽东把批右的精神私自先透露给江、张、姚，从而形成与周恩来的对立，怎么能倒果为因，说成是我分裂中央呢？王若水感到痛苦：既然毛泽东都认为他是错的，那么他这一辈子就别想翻身了，他将在痛苦中度过后半生，直到生命的结束。

接着而来的，是在人民日报开展针对胡绩伟、王若水的“批邪”运动，其声势和规模，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批判运动。王若水几乎成了反革命，大会斗，小会斗，下放到五七干校仍然斗，最后被惩罚到北京郊区大兴县的红星分社接受劳动改造。表面上他看似平静和乐观，甚至有闲情逸兴把《红楼梦》看了两遍，但他的内心是痛苦的，这是哲学家——爱智慧的人的痛苦。19世纪俄国作家格里鲍耶陀夫，1824年曾写过一个《智慧的痛苦》的剧本，那是描写一个进步青年，单枪匹马同封建贵族顽固派进行斗争的一出喜剧；王若水后来叙述他这一段经历时，用《智慧的痛苦》作为他的文章的标题，表述的却是一场悲剧。尽管如此，他仍认为，为了坚持真理、热爱人民而受到痛苦，这对强者是一种磨练，可以使他反思，促他成熟，就象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表现“通过告难走向欢乐，通过斗争走向胜利”的英雄主题一样，这种痛苦是美的，是值得的。这篇短文和其中所叙述的人生经历，据我所知，深深打动了不少读者的心，他们之中既有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也有身经百战的老革命。我虽然不是当事人，但我也多少能够体验那一段难熬岁月的痛楚与艰辛。那时我在天津，我寄给报社妻子的信，有时竟遇到拆检。1974年春，我代表天津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华北文艺会演的评论工作，会后暂时留在国务院文化小组，那时对王若水的迫害仍在继续。有一次，在首都体育馆举行的“批林批孔”大会上，趾高气扬的江青，不仅再一次指批王若水，而且矛头指向在场的周恩来和郭沫若，使他们当众受辱。我自然是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看到王若水一天天消瘦下去，还得了肝炎，那时他们夫妻也是分居两地，他一人带着两个孩子，周初周末到幼儿园接送孩子等家常琐事，都是他一人承担。“文革”初期，他在政治上受难，还可以说是群众所为，这一次不同了，是最高领袖亲自判定的，他在政治上是真死了。我想，人的命运竟是这样难以自持，我于是又想起拉罗什福科的箴言，这是马克思也曾经引用过的：

“君王对待人们就象对待硬币一样，君主随意规定它们的价格，而人们必须按照它们的行市，而不是按照它们真正的价值，去接受它们”。

三

“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并不是一个普遍规律，但在一定条件下，它也可以显得很灵验，被置于死地似乎万劫不复的王若水，随着“四人帮”的彻底垮台，竟奇迹般地复生了。不仅复生了，而且还被看成是一位英雄，一位与“四人帮”进行斗争的英雄，头上接连戴上了好几顶桂冠：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还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西班牙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有关活动。他和人民日报，似乎成了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代名词，有一阵子传闻，他要被派到《红旗》杂志，要去那里保守的队伍中“掺沙子”，还有的说，他要到中宣部任副部长。总之，他真真可以说
得上是红得发紫，如果他想当官，此其时矣，只要他老实听话，循规办事，就不愁官运亨通，象进了保险箱，可以一做到底。然而，对于一个亲身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良知告诉他，比做官更重要的，是关涉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的对真理的追求和探究，一旦选择这条道路，他就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积极投身到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运动中去的原因。他带头解放思想，进行思想探索和理论反思，他在人民日报主管的理论和文艺部门，是最早冲出重围、拨乱返正的领域，并以此作为带头羊，带动其他领域齐头并进。他为此做出的贡献，是那些过河拆桥者之流，永远
也抹煞不了的，这一时期，无疑是他一生中最有价值、最有光彩的时期。

王若水的思想探索和理论反思，始终是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叩开“文革”之迷及其经验教训为途径，进而推进整个社会发展为宗旨而进行的，其中在3个方面有重大建树并产生深远影响，这就是：率先批判毛泽东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人道主义辩护；提出并阐释社会主义的异化现象。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23日刚刚闭幕之后的一个重大创举，它前后吸纳了500多名理论界著名人士，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精神，广泛研讨建国以来党在理论思想战线上的是非得失。王若水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并与于光远、华楠，同为第4小组的召集人。2月13日，他在会上作了题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的长篇发言，集中批评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一语既出，四座震惊，被看作是“批毛第一炮”，“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发言”等等。紧接着他又写了《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探索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等一系列文章，对以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指导思想下的文化大革命，予以彻底地批判和否定，其中《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一文，原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一节草稿，因未采用便独立成文，这些文章，在当时反对两个“凡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工作务虚会两次会议精神的鼓舞下，长期禁锢得象一潭死水的理论界学术界开始活跃起来，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80年代初期兴起的“人道主义热”。报刊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文章，各种形式的探讨会也普遍召开。1980年8月，全国高校文艺理论讨论会在江西庐山召开，丁玲、陈荒煤、白桦等著名作家应邀参加，王若水应邀在会上作了报告，就政治、文艺、异化、人道主义等广泛的问题，发表了看法。我因为调到北大不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据说报告很受欢迎，反应强烈。两个月后，在天津举行的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专题讨论会，是一次规模更大的会，有200多人参加，我
因为是这次大会的筹备人之一，对整个过程都很了解。会议原先计划请周扬、王若水到会，结果周扬因故未来，但发表了他对会议议题的意见，另请了一位中宣部的诗人副部长，我们把他和王若水迎到代表们下塌的河北宾馆，刚见面免不了互相介绍，当介绍到我时，这位诗人副部长挥一挥手，说：“不用介绍了，我认识，年轻人犯错误没有关系，只要认识了，改了，就好。”两句话说得在场的人面面相觑，莫名其妙，更使我十分尴尬。我这才想起，在筹备会议过程中，我们曾到中南海找过他，本来认识我的，却板着面孔，装着不认识，因为人家是大人物，贵人眼高，我当时没有介意。这次让我当众出丑，我才如梦方醒，原来他说
我“犯错误”云云，指的是在“文革”中，我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小组时，曾给人民日报写过批判30年代文艺的文章，当时他是报社文艺部接待我们一名编辑。这件事我早忘了，而他还记着。我承认我写过错误文章，但那时写的文章，常常是“遵命文学”，并非出于本意。那时的人常常戴着假面，为了生存，这是不得己的，我就不相信他自己庄稼汉不戴假面。况且他只说我犯错误的一面，怎么不说我曾被指责为攻击江青、陈伯达等“中央首长”，在我陪伴妻子生下孩子刚刚两天，就被勒令回校接受批判，结果一位叫李时平的大学生，也是我的课代表，被迫害致死，而我也紧接着被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我暗自想：这位曾经热情洋溢，也曾经挨过整的诗人，怎么一当上官，就对我等小人物，缺乏应有的宽容与大度呢？在天津会议上，他和王若水都讲了话，但反应迥然不同：他俨然以意识形态的官方代言人自居，批这批那，可惜写诗还可以，谈理论则先天不足，只能老生常谈地说些官话套话；而王若水则新意迭出，如说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不同的学派，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派，等等，让人振聋发聩，因而受到热烈欢迎。这一冷一热的明显对比与反差，他们自己不会觉察不到，因此，当后来“清污”运动中，中宣部要天津整理王若水讲话的材料时，我
是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的，而且对说我“犯错误”云云，有了新的理解，那可能是一语双关，因为那时已经有高层人士指责王若水了。

那时，我很保守，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上，我还恪守从书本上学来的传统的正统观点，记得我在大会发言中，曾拿丘赫莱依的一句话作为靶子来进行批判。丘赫莱依是五六十年代苏联“新浪潮”派的著名电影导演，他导演的《晴朗的天空》、《士兵之歌》，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却被我们当作“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而加以批判。他在维尔索普镇的一次访谈中曾说：“为教堂服务而不为上帝服务的神甫，不是好神甫”（这是我当研究生时，直接从苏联《电影艺术》上阅读和译来的材料）。意思是说，阶级性和教堂，是局部的；人性如上帝，是普遍的。我批判说：教堂是具体的，人人看得见；上帝是虚幻的，谁也没有见过，所以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这种纯粹玩弄抽象概念的把戏，今天看来是很可笑的。

“人性论”的批判者，常常指责主张“人性论”的人，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其实，从抽象概念到抽象概念，恰恰是他们自己的特点，而王若水的哲学，从来不是书斋里坐而论道的哲学，而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的哲学。对人性、人道主义，他过去也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批判过，但是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他改变了观点。作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他接触过大量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冤、假、错案，有些从“文革”幸存下来的老干部曾对他说：解放前，我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文革”中，我坐过共产党的监狱。比较起来，共产党的监狱，比国民党的监狱更难坐。据统计，“文革”中受迫害、受牵连的人数超过一亿，不少家庭是家破人亡，“伤痕文学”就是对这种现实情况的真实写照。难怪有那么多人，呼唤人性和人道主义，因为“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啊。从1980年到1982年，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就发表了400多篇，试问：这难道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吗？难道无产阶级就不需要甚至不讲人道主义吗？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块假我以文章”，王若水写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为人道主义辩护》等文章，它们视野开阔、理论性强、高屋建瓴而又言简意赅地，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有关人道主义的问题，具有不可抗拒的逻辑说服力，它们似乎是对几年来有关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一个总结，并把它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发表就受到读者热烈欢迎。

然而，树大招风。一些惯于躲在阴暗角落窥测动向的人物，正在磨刀霍霍……

四

与人道主义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异化问题。

异化的思想，早在法国启蒙学者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就已经出现了。德国古典哲学对异化更是情有独钟，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用异化概念来解释人类社会、自然界和人们思维的各种现象，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在早期著作《巴黎手稿》中，用异化概念考察资本主义的劳动状况，着重论述了“劳动异化”的命题。后来，他用异化概念的地方少了，但并未完全抛弃，包括在成熟著作《资本论》中。究竟什么是异化？《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这种力量”。我认为这是对异化内涵的基本概括。马克思的这些早期著
作，迟迟到1932年才首次完整问世，苏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它们是马克思的不成熟的著作而加以漠视，倒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象发现新大陆一样欢迎这些著作，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拿异化概念去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取得成功，从而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研究异化的热潮。异化概念传到中国比较晚，《巴黎手稿》直到1956年才有中译本，而且深奥难读，王若水是最早啃这“硬骨头”并加以研究者之一。1963年10月26日，周扬在《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中提到异化时，就是采用了王若水的解释。这个报告送毛泽
东审阅时，毛泽东肯定了异化的概念。当时，周扬把王若水、汝信、邢贲思等人组成一个班子，专门负责撰写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因形势突变而未能进行下去，王若水写的《关于“异化”概念》一文，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被汝信拿去，发表在1979年第1期的《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上，因为是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论文，一般人很难理解，所以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引起注意并且产生不小影响的，是他后来的一篇短文《谈谈异化问题》，这是他在1980年6月，应邀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作报告时，应学生要求，临时当场讲的，课后被整理出来，在《新闻战线》上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的特点，一是联系中国实际不仅讲
思想的异化，而且讲政治的异化、经济的异化；二是通俗易懂，如用母亲培养孩子本希望养儿防老，没想到孩子成了逆子，反过来虐待母亲的比喻，来解释异化；用“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来自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社会的仆人变成社会的主人”）来比喻政治的异化。这些都讲得很贴切、很实际，目的是引起大家注意，通过改革克服异化。然而有人却不以为然。1982年5月，北京举行了一个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0周年学术讨论会，我也参加了，最后由周扬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室，发表了《一要继承，二要发展》的讲话，当讲到异化时，他问在场的朱光潜、王若水应该怎样解释？他自己的解释是“作茧自缚”。林默涵当场就表示异议。

一个人道主义，一个异化，这在当时都是高度敏感的话题，如果把二者联系在一起，那就更有了爆炸性。凑巧的是，历史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机缘。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中宣部等单位联合举办学术报告会，准备请周扬为主讲人，周扬的学生，即那位诗人副部长，还挑选了几个文艺理论专家为报告起草人。周扬不满意这几个人，另选了王元化、王若水、顾骧等3人，让他们住在天津的河北宾馆，也就是上次天津会议时王若水曾经住过的地方，专心起草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包括4个问题，其中第3个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主要是由王若水起草的。这个报告，由周扬于3月7日在中央党校礼堂正式发表，获得了全场的热烈鼓掌欢迎，中宣部长邓力群，跟周扬握手表示祝贺。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不知听懂了没有，也握着周扬的手说：“讲得很好！”因为他随即又问：“Yihua”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只有一个人态度与众不同，他就是胡乔木。他在周扬讲话的第二天，打电话给中宣部说：

“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就能解决的。”“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这篇讲话的目的何在？是用来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是用来批判什么？如果是批判文化大革命，现在又没有文化大革命了。等等。

尽管胡乔木的话逻辑混乱，但这个批评是十分严厉的，连“左联”时期他的顶头上司，并亲自介绍他去延安的周扬的动机都怀疑了，所以他决定推迟会议闭幕日期，临时组织人马，到大会上发言，以便“消毒”，这些人中有北大哲学系教授和《文艺报》副主编。

但是，当胡乔木召集夏衍、王若水等人到周扬家中谈对报告的意见时，他却换了面孔，改了腔调，说什么他是赞成人道主义的，自认为是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他莫名其妙地批判王若水在《为人道主义辩护》中，引用《共产党宣言》中“怪影”的说法，就等于说我们是资本主义社会。他说关于人道主义，周扬同志讲得比较周到。他也讲了周扬报告的不足，但不是电话中那种挑刺的措词。最后胡乔木说：周扬同志年高德重，年老体衰，“宣将剩勇追穷寇”。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看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

人民日报早已预告要发周扬的报告。胡乔木有些意见，不是周扬的一篇报告所能承担的，所以周扬觉得没有必要再进行修改。另外中宣部也没有把胡乔木的严厉的电话，事前告诉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便按原计划，于3月16日发表了周扬的报告。

这一下捅出了大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组织纪律问题。周扬不顾自己的地位，擅自发表不严肃、不负责任的讲话，其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王若水则是给周扬起草报告时，塞进自己的观点，并在人民日报发表，扩大自己的影响。这当然都是绝对不允许的。胡乔木、邓力群把这个问题提到中央书记处进行讨论，做出了对周扬、王若水进行处理的决定。这一反从来“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传统作法，其雷厉风行的程度，是从未有过的。而且胡、邓还把这一问题塞进十二届二中全会，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梁”的运动。一时间，贝多芬、芭蕾舞、健美操是精神污染，留长发、抹口红、穿高跟鞋是精神污染，解放军战士衣服口袋里装着未婚妻的照片，也是精神污染，甚至连书本上马克思夫人燕妮露肩坦胸的照片，也成了精神污染。当然，最大的精神污染，是人道主义和异化，实际上它们已经变成政治污染了。这场运动的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措施之严厉，以及人们不理解的程度，是“文革”之后，从未有过的，不少人以为又要来第二次“文革”。周扬、王若水的错误，也因这一运动而进一步升级，周扬被迫作了公开检讨，从此一蹶不振，病倒成了植物人，直到1989年去世。王若水被撤职，欲降级为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王不干，遂被迫离休。“文革”中与王若水同为“一股邪气，一股势力”代表的人民日报社长和总编辑胡绩伟，也因宣扬报纸的人民性等问题，同时被撤职。

对王若水雪上加霜的是，从1980年起，他就后院起火——和妻子离婚，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妻是个电影演员，虽然上不了银幕，但在生活中却很会演戏，而且会笼络人，能量大得惊人。她到处写信，包括向中央领导人，揭发王若水的问题，其中有些是他们夫妻之间的私房话，是别人无法证实的，她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都是可以的，而一般人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这就加重了王若水的错误程度；别的人都是好人犯错误，对王若水没有这么说，言下之意，他是坏人干坏事。更巧的是，王若水被罢官之日，也是法院判他离婚之时，那时还适逢大力宣传保障妇女权益，她妻子动员了一卡车她单位的职工，到法庭旁听
，为女方助阵，也向男方“当代陈世美”示威。离婚判决后，王若水离开他原来的住处，在人民日报一集体宿舍9号楼的两个房间内，与老母亲和孩子相依为命。搬家那天我去帮忙了，搬什么呢？除了几件破旧桌凳，四壁空空，别无长物，像样一点的东西，包括他心爱的书籍，早就被席卷而去。一些家常用具，都由他的3个妹妹，七凑八凑，勉强维持。除了胡乔木，邓力群是批王若水批得最多批得最厉害的，但他也不得不说，王若水生活上是简朴的。这大概是邓力群讲的唯一的真话。

五

胡乔木为什么从一篇报告发难，去整周扬和王若水呢？夏衍可谓一语中的，他对周扬说：

“你那篇文章什么错误都没有，只有一个错误，那就是它是你写的。”

在中宣部向书记处草拟了关于处理人民日报发表周扬文章的报告后，曾召开会议，征求当事人周扬、秦川、王若水的意见。会上，周扬和胡乔木发生了尖锐冲突，周扬激动地说：你们这样做法不正派！胡乔木也激烈地说：“你这不是说我，是说中央政治局不正派！”

原来，在胡乔木看来，他就是中央政治局，而在政治局，坐意识形态第一把交椅的，又非他莫属。纪念马克思的报告，应该由他来做，周扬不自力量，理应自食其果，现在，该他胡乔木来一统下了。为此，他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历时3月，4易其稿，最后完成一篇大作《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1984年1月3日，他在中央党校礼堂把它当众发表。不仅发表的地点与周扬相同，而且发表的方式也同周扬一样：都由本人开个头，然后由播音员代念。谁都能看出他这种做法的用意，不过，这是一出笨拙的表演，足以暴露出周扬夫人苏灵扬说他是：“白衣秀士王伦”的本来面目。

胡乔木的大作，是上头“钦定”过的，发表后，全国兴起了吹捧的热潮，中宣部专门发出通知，要各地组织学习和讨论，教育部把它作为大专学生的重要教材。中央电台作了广播，各大报刊相继转载，还出版了包括朝鲜、哈萨克、维吾尔、西藏、蒙古等5种少数民族文字在内的单行本，发行量约2千多万册，仅次于邓小平文集。胡乔木无可怀疑，是最大的赢家了。毛泽东生前对强于他者，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对败于他者，是给予收容，“入吾觳中”并宽大为怀。胡乔木效法毛泽东，给他的手下败将周扬送去橄榄枝。1月26日春节时，他给周扬赠了一首诗：

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
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
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
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如果有什么毛泽东所说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那么胡乔木的这首诗和作为就正是；如果有什么鳄鱼的眼泪，那么这是典型的鳄鱼的眼泪。

对王若水，则让秘书送去一份讲稿并附信说：“送乔木同志嘱，将他在党校的讲话送上一份，请你提意见，个别谈话或写成书面意见都可以。”这不过是一个姿态，一份人情，因为胡乔木大概自信，料他王若水没有胆量和能力还手吧！

王若水决定答辩。这不仅说胡乔木感到意外，也惊动了报社领导和他的同事好友，他们出于好意，劝他不要答辩，不是不应该，也不是没能力，而是怕上“引蛇出洞”的当。1957年，国际部的蒋元椿，仅仅说了一句胡乔木是“圣旨口”，就被打成右派。你现在已经受到惩罚了，还想受到进一步的惩罚吗？只有3个人支持他，我也支持他答辩，因为学术问题不能由一个人一手遮天，如果在过去是不得已，那么现在就该打破这个先例。你可以强迫人家接受社会主义没有异化的说法，但这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就不存在异化，就象信奉哥白尼学说的伽
利略，迫于教会的压力，在法庭上一面答应放弃地球运行的想法，一面又喃喃自语：

“可地球还照样在动啊！”

我支持他答辩还因为，胡乔木集众多秀才智慧完成的大作，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同“文革”中的大批判文章一样，都是无视对象，而是按自己的思维逻辑，先树立一个假想的目标进行批判，然后又回到自己的逻辑起点上来，看起来煞有介事，实际上无的放矢。而在批判时，又常常偷换概念，转换论题；或化零为整，集腋成裘，这样一来，芝麻大的问题也就变成了西瓜。在定性或作结论时，则用“出口转内销”的手法，这手法在商业上是减价；在政治上正好相反，是加码，只要是海外报刊或传媒提到了你，你就该罪加一等了。这些东西，在胡乔木的文章几乎都有。另外，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胡乔木的文章竟有常识性错误。比如，胡乔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后来勉强赞成了，却用“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来代替。胡乔木的用意，大概是想把它同他所深恶痛绝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加以区别，殊不知这样一来反而弄巧成拙，因为在现在世界上，社会主义也可以是资产阶级的，比如瑞典式的、缅甸式的、以色列式的，不一而足。而在19世纪40年代，也就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谈论人道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才是无产阶级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起草的革命纲领，不是叫做社会党宣言，而是叫做《共产党宣言》，就是明证，那里面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都作了批判。以胡乔木这样的大理论家，怎么连这一点都忘掉了呢？

总之，王若水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决定要对胡乔木答辩，而且获得了在《哲学研究》上公开发表的允诺。这件事非同小可，因为在中国，还从来没有这样摆好擂台，让一名作者挑战官方意识形态的最高权威的先例。王若水躲开外界的干扰，埋头撰写和修改他的答辩文章。

1984年7月，当时我在荷兰莱顿大学作访问学者，有一天到阿姆斯特丹的一家华人书店去浏览，我拿起一本最新一期的香港《镜报》杂志翻阅，突然眼睛一亮，上面竟登了王若水的答辩文章，题目是《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我很高兴，因为到国外后，信息迟缓，对国内的情况十分隔膜，以为此文已在国内发表，《镜报》是捷足先登 ，它来源于“内地一读者”的惠寄，这位读者在给《镜报》编辑部的信中说：“贵刊5月份在《刹“左”趣闻》一文中提到胡绩伟、王若水的近况，使我想起王若水这位理论界有名的‘硬骨头’，虽在‘清
污’中受到批判，被撤销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之职，却锐气不减，今年2月他写了《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长文，对胡乔木1月27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权威性文章进行答辩。据说该文本来是某杂志约王若水写的，但至今未能发表，仍在传阅征求意见中。现在我大胆地将此文寄给贵刊，希望你们会收到。”信是5月16日写的，《镜报》在年6期和就刊登了，很迅速。“编者按”中说：“‘文如其人’，虽长不赘，颇值一阅。文中小标题系编者所加。”最有意思的是，文章前面还登上了两张照片，王若水在上，胡乔木在下，其倾向性再明显不过了。

回国后我才得知，这件事使王若水的问题变得复杂化了。尽管《镜报》不是反动刊物，其社长徐四民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尽管王若水对文章怎么流出去的毫无所知，但仍然把罪责追究在他的头上，甚至由国家安全部出面调查，还把他同“西单民主墙”的地下组织挂起勾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镜报事件”。

由于胡耀邦的干预“清污”运动成了短命的运动，不到两个月就草草收场了。后来朱厚泽取代邓力群成了中宣部长，在他的“三宽”（宽松、宽容、宽忍）政策指导下，“清污”以来的紧张空气为之和缓。此前，1985年初举行的作协四代会上，胡启立代表中央的祝词中，又出现了“自由文字”、“创作自由”的字眼，代表们深受感动，以为“文艺界的春天来了”。在宣读胡乔木、邓力群的贺电时，全场反应木然，而周扬从医院发出的贺电，则受到热烈欢迎。从30年代以来，周扬一直是中国革命文艺的总管，他整了不少人，现在他也挨整。他现在挨整，是由于他真心悔悟立志反思而招来的，所以博得人们的原谅与同情，参加会议的365名作家和一些代表团，自发地联名写信，向他表示慰问。而王若水，也可以出书（《为人道主义辩护》），发文章（如《关于“革命人道主义”》，《个人崇拜和思想异化——答复和商榷》，《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等），接受海外记者（如陆铿）的采访了。

然而，这一次的宽松环境得到的最终结果，却是进一步，退两步，胡耀邦和朱厚泽，都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辞职下台。其他人的问题也随之升级，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等人被开除党籍。据传王若望应为王若水，因为最高领导浓重的四川口音，被听为王若望。其实，这都无所谓，在“清污”运动中，江西省委的宣传部长就曾公开讲，我们省曾经击毙过持枪杀人逃窜犯“二王”，现在我们省又出了“二王”，指的就是同为江西籍的王若水和王若望，二人早就被看成反革命了。这一回王若水则被劝其退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