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月25日，李锐同志在北京大学知识分子研讨会上作过一次讲话：“谈陈独秀、马寅初、王若水”。感谢李锐同志允许将2002年11月5日的补正稿在五柳村上网
--陶世龙,2003/01/01
来参加这个会,使我想起同北大有关系的三个人;一是陈独秀;二是马寅初;三是王若水,他今年一月五日在美国因癌症去世了.
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的宗旨一共有六条：一、自主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条从民主、科学、实事求是，直到我们现在提倡的改革开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本性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等，无不包含在内。从陈独秀早年的活动来讲，最重要的还是提倡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反对自古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这也是当年鲁迅谈的冲破“铁屋子”，反对做奴隶、做奴才。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春秋战国时期，多头分治，尚无统一集权的高压力量。士人（知识分子）处此时机，能自由讨论、儒道法墨，百家争鸣。人生、社会、思想、政治等等，观点、见解可以各不相同，互相独立、地位平等。自秦统一天下，统一体制，也统一了思想：儒法合流（阳儒阴法）归于一家，即霸道、王道合一的人治，由皇帝（圣旨）说了算，从各代帝王直到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脉相传。全国执政以后，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尤其迷信战争经验，迷信意识形态；晚年悲剧在书记挂帅，个人崇拜，他自己坦然承认：“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实为斯大林）。
缺乏自由民主，这是我国历史传统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没有自然科学与科学思维的传统。如实验科学就必须有形式逻辑、定量分析、还原论等思维方式为前提，关于自然，古代只有一部《尔雅》。我们的类书（从〈艺文类聚〉到〈古今图书集成〉）与西方的〈百科全书〉截然不同。我们的类书以皇帝为纲，历史、纲常、伦理等占绝大篇幅，最后才有一点器物、方术之类，且无植物动物矿物的概括，五谷与玛瑙、玉器并列，蝗虫与旱、贼同属“灾异”。西方则自然与人生分开，〈百科全书〉以天文、数理、植物动物、生理等为序，而后法律、政府、国家、伦理等。总之，中西文化整个结构体系不一样，中国从人生到自然，西方反之。从尔也影响传统思维方式，我们的眼光总是向上，而不向下，仰圣贤领袖，轻凡夫俗子。改革开放已二十多年，经济与政治仍未能同步，还是喜欢政治挂帅，人治高于法治，权势冒充权威，长官意志代替科学论证，把注意当作宗教。中西意识的差异，还可以举这这样这样一个例子：西方的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
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士人习惯依附权门，揣摩皇帝脾胃做文章，有的变成“奴才学”大师，代优传人。北宋以后，称夷为父，变为奴才的奴才，如秦檜（状元）、贾似道、洪承畴等。当然也不乏人格独立的学者，如叶水心、顾亭林、王船山等。我国自古无民主传统，甚至不存在对自由的向往。无视自由妄谈民主，实缘木求鱼。个人自由乃民主社会的前提。西方经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二、三百年的努力实践，人权、自由、民主这些问题早就不在议事日程了。
恩格斯讲过，任何人都要受三种限制：一是时代，二是自己的知识与经验，三是思维能力。我认为还应当加一项，既个人品德。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做独立的人，即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这样才能不墨守成规，有所创造。可以说，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科学，也就谈不上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
回到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当年就着意要将属于西方的好东西，已经经过历史考验的自由、民主和科学传统，引进到中国来。上面的六条，可以说是他的宣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是第一届到第五届的总书记。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过去完全归咎于他；但不论右还是左，主要还是共产国际领导的错误，陈的责任是次要的。现在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出有专刊专书，过去的错误评价基本得到平反。陈独秀一生是伟大的、光荣的，晚年还写文章批评斯大林的专制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制度创造了斯大林。他还认为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就等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加普鲁士民族性。
五四运动时，人们认为旧知识分子满脑袋圣贤语录，哪里还有自己，就怕“坏了心术”培养十足奴性，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恭顺奴才，朱自清曾说“旧知识分子---士大夫是靠皇帝（或军阀）生存。所以新知识分子是比较自由的，他们是‘五四’之后才有的。”可是，历史发展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延安是革命圣地，当年整风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我们过去是完全肯定的。运动高潮时还发生过“抢救运动”，认为“特务如麻”，许多机关、学校大部分知识分子被打成特务，人们被整得乃至有原罪感，于是竿做“驯服工具”了。这就为后来的毛主席万岁，让一个人思想，个人崇拜，“一句顶一万句”，“四个伟大”，大海航行靠舵手，打下了基础。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被称为小资产阶级；副。年以后，被称为资产阶级了，属于“异己”的行列。知识是科学的基础，延安“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有过极尽挖苦的词语，后来就发展到：“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文革时就变成“臭老九”了，学生统统赶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马克思将“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视为人的最高本质。可是，我们将这个本质异化为驯服工具，人人甘当螺丝钉；同时，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逼所有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划清界限，宣扬“成分论”，只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绝无中间道路。一切带“人”的观念--人权、人道、人性、人情等统统蔑视。苏维埃时期错误的“肃反”政策，曾冤死十万人，延安抢救接受教训，“一个不杀”，却未总结教训。终于发展到十年文革，满天下“反革命”，整人、死人不当回事，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造反有理”，“砸烂一切”，将推动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动力--知识、自由、民主、科学、法治（更不论市场经济），统统踩在脚下。这到底事怎么回事呢？
共产党的创始人以及后来许多领导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可是为了所谓’不断革命“，知识与知识分子却异化为异己的对立物。这个问题不彻底弄清楚，我们走过的弯路不彻底弄明白，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搞不好的；我们必须从理论到实践澄清这些问题。我这里只简单谈一个问题。
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过去叫做”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就关系到劳动和智力劳动的问题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他创造的剩余价值论，都值得重新研究，现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这方面的专著不少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以体力劳动未基础的，体力劳动是简单劳动，似容易说通；但应用到复杂劳动上，就比较困难了；尤其应用到脑力劳动特别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上，就更说不通了。人的智力、灵感这些属于知识水平与思维能力的脑力劳动，因人而异，是不可能计量化的。《红楼梦》只有曹雪芹才能写得出来，你怎样计算其劳动价值？现在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宝贵的财富，如何计算其价值？比尔盖茨的资产曾达一千亿美元，怎样计算他创造的价值？科学技术所创造的价值，同工人、农民体力劳动创造的价值，怎样对比计算？历史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其载体是知识分子，是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是硕士、博士，还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所有这些人、这些知识分子同工人一样，都是生产力。因此，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写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如果以人体作比喻，知识分子是人的头脑。
马寅初我不熟悉，只能简单说几句。马老于1982年去世，活到一百岁。抗战时在重庆，他曾当众质问孔祥熙，指斥他们发国难财，还骂蒋介石是“不是民族英雄，是家族英雄。”因尔被蒋监禁了两年。新中国成立后，他衷心拥护共产党，但对问题有他自己的独立见解，决不盲从。当年学苏联，大学不搞科研，他
执掌北大期间，主张高等院校也应当从事科学研究。五十年代马老便提出了控制人口的理论--《新人口论》，主张“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否则，“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他认为国家应采取措施，奖励节育，用征税办法限制生育。可是，马老这些何等正确的主张，反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是“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对随之而来铺天盖地的“批判”，马老坚持真理、威武不屈。周恩来曾劝他作个检讨，以便过关。马老严肃地说，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我决不在压力下屈服。我虽年届八十，明知寡不敌众，我也要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他终于被免去北大校长和人大常委的职务。谈起马老的“新人口论”，真是感慨无穷。
我们现在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吗？我自己不久前有一件小事可谈谈，为怀念赵朴初，写了短文想让光明日报发表。其中有一句话，“他◇•◇以后到上海去了”。后来将“◇•◇”改成“胡耀邦去世以后’，该报总编辑仍不同意发表。宪法上载有的言论、思想、出版、结社四大自由，何时能真正实现呢？
最后谈王若水，王若水是北大哲学系的，他入党后还没有毕业，1948年就到解放区去了。1950年他被派到《人民日报》工作，后来是专管理论工作的副总编辑。六十年代他发表过有新意的《桌子的哲学》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文革后期，由于抵制“四人帮”的“左”他受到迫害，从而更加清醒。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是改革开放打先锋的，主持人民日报的理论笔政，配合胡耀邦的全面改革（经济、政治、思想）做文章。1983年3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周扬作了一个报告，若水参加了其中有关异化部分的起草。大家都知道，胡乔木籍这个报告批判周扬，整倒周扬，逼得周扬做检讨后，抑郁而死。（夏衍曾对我说过，这个报告让乔木去做，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王若水同时遭到迫害，他顶住了。为反驳胡乔木，他还写了长篇答辩文章，说明自己立论的正确，胡不敢再加回答。但随后若水终于被撤消职务。从此他更加奋发为文，从理论上清理并发展马克思主义。他的好些著作是在香港出版的，国内没有他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里只将他1995年写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较详细加以介绍。我们是1979年以后认识并成为朋友的。当年他曾将这篇文章寄给我，我还复印了几份送与几位好友。
以“从追求到幻灭”为小题，文章开篇即这样说道：“20世纪确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勃兴和失败的世纪。”“本文的目的，就是想初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共产主义的实践。”文章阐明了下列六个问题：
1、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机会主义；
2、如何看待资本主义；
3、共产主义----科学还是空想？
4、从无产阶级专政到领袖专政；
5、被误解的马克思；
6、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实践的惟人主义。
以下全是摘录原文，除开作者引用的文句有引号外，就都不打引号了。
（一）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水平，这是社会主义的前提。而列宁把双方的逻辑颠倒过来，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生产力和社会主义文明达到社会主义水平的前提。所引的原话是：“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俄国革命是依靠了布尔什维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条规律，那就是：生产力一定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的生产关系。过去说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违反。
（二）马克思主义是应当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修正的，问题仅仅在修正得对不对。那种认为马克思基本原理不能修正的观点，是教条主义。根据波普尔的观点，任何科学理论都无权认为自己是永远不会推翻的；（若水说）我同意这个观点。
马克思在19世纪就认为，资本主义寿命不长了。马克思是把资本主义当作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势力来看待的。无产阶级要打倒资产阶级，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晚年恩格斯纠正了过去过分乐观的看法，指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工人阶级的战略应当是由革命转入和平发展，应当很好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如争取普选权，参加国会等。20世纪初，列宁写《帝国主义论》，重新论证资本主义到了最后阶段。然而二次大战后的世界历史证明：帝国主义阶段过去了，资本主义发展着。资本主义制度也有很多变化，它仍然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些变化，马克思预见不到，列宁也预见不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资产阶级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阶级。马克思说过：“无论那一种社会形态，在他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中国的资产阶级还处在发展阶段，他们是资本家，又是经营者、管理者；对于发展工业和商业，他们比共产党有经验。五十年代，中国大陆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庆祝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实际上是把一大批有经营管理经验的人抛弃了，不是有利生产，而是相反。可怕的是“官僚所有制”。我们国家这几十年来由于官僚主义的决策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和浪费，是任何资产阶级的剥削也不能比的。我想提一个尖锐问题；拿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比较，到底哪一个阶级是进步的，哪一个阶级是落后的呢？《共产党宣言》高度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但是，过早地认为，这种积极作用已经完了。
（三）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原则是非常好的，可是怎么实现呢？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年里甚至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没有商品交换和货币的。（若水认为马克思设想的劳动证券制度并不诱人）。就我来说，还是宁愿带着钱包，到市场上去自由选购。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做到了这一条；而且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利用劳动证券消灭商品）。马克思的这个设想，建立在它的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存在的问题。前面所作评论即引自王若水此文中的观点，这里不再赘述。这些观点我也有过，只是写不出纯理论的文章。）在毛泽东时代流行的对脑力劳动的蔑视以及“工人农民养活了知识分子”的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在现代的条件下，财富是由工人、科学技术工作者、经验管理者这三部分人联合创造的，这样，“剥削”的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了。难道不可以说，脑力劳动者所给予体力劳动者的，要大于他们得之于后者的吗？马克思要废除私有财产，是为了消灭剥削，为了实行全面的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靠市场“看不见的手”。苏联和中国经验已经证明了，我们最多只能做到在市场的自发经济基础上加上人为的计划调节，但不能不要那只看不见的手。今天我们来看《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会发现，在有些方面，如高额累进税，工业和农业结合，城乡对立的消灭以及义务教育，西方国家比社会主义国家做得更好。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两种制度正在靠近。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是解放全人类，但他们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又误以为一切问题的根源在私有制。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发展下去，社会将迅速两极分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斗争将决定人类的未来。历史的发展否定了马克思的预言。现在的工人阶级已经不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工人阶级了。
（四）在中国，过去把一切邪恶的品质都归于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被说成是大公无私，最有远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似乎就是一切美德的化身，这样的无产阶级只存在于头脑里，在现实中从来没有过。共产党在无产阶级的名义下，成了改造者、解放者、教育者。社会主义国家成了西方学者所谓的党治国家或“党国”（Party-state)。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共产党专政又变成领袖专政，这个学说主要属于列宁。马克思和列宁抨击了资产阶级民主，当年的资产阶级民主确实不完备。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好万倍。这个好万倍的民主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百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又很大的进步。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民主机制来表达民意，监督和控制党和领袖，防止滥用权力，其结果是党和领袖凌驾于人民和无产阶级之上，异化了。无产阶级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无法防止党和领袖的异化。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马克思遭到严重误解的领域。第一个误解是有关意识是物质的反映。问题就出在对“反映”的了解。列宁是把这个词和‘摄影’、“复写”的同义词来使用的。亚当斯密把财富看作是劳动的创造，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所以我们不仅要把桌子看成是客体，还要从桌子看到人的劳动、意志和智慧。这就是见物又见人，并且是从物中见人。马克思说，以往的唯物主义对现实只是从客体方面来了解，没有从主体方面来了解。按照列宁的观点，客体就是客体，不依赖于人存在，这正是马克思所批评的。
第二个误解是有关“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列宁说：“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就是马克思的学说。”那么，马克思说的“存在决定意识”就是说意识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复写”吗？错了！马克思说的“存在”是社会存在，它并不是人以外的东西。包括宗教、道德、文艺、法律、哲学等意识形态，不是反映人以外的东西，而是反映人自身的存在，而且这种反映也不是依样画葫芦的复写。因为人民遭受苦难，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要创造出一个上帝来，作为祈求的对象，把幻想寄托于死后的天国。
第三个普遍误解是有关马克思说过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据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把人的本质归结为阶级性，这样就一方面取消了人的共性（人性），另一方面抹杀了人的个性。两性、亲子和朋友关系等都是社会关系，属于“总和”，不能全部归结为阶级关系。而且社会关系是会异化的。马克思说到，“人的类性恰恰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获得自由，自由的实现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实现。人在获得自由的过程中又会陷入新的不自由。社会关系是会异化的，异化了的社会关系不但不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反而成为反人性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说，专制制度使人不成其为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认为工人阶级应当消灭自己，消灭自己的阶级性，恢复自己人的地位。
（六）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手稿》的发表，赋于马克思主义第三次生命。欧洲一些“马克思”的学者，发现了一个不同于俄国版的马克思主义，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马克思的出发点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人，是现实的人或实践的人。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历史哲学，它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的第四种流行的误解，就是以为马克思最关心的是人们的吃饭穿衣这种基本的物质需要。马克思批评过把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公式用来解释历史。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享受、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享受，只是反对把自己的享受建筑在别人的痛若的背上，要改变工人只劳动无享受和资本家只享受不劳动的状况。物质享受是消极的，精神享受高于物质享受。享受不是最高需要，最高的需要是发展的需要，也就是发展自己的潜能，实现自我。马克思认为，即使消灭了剥削，只要劳动是为了衣食，这种劳动仍然是不自由的，是不得不进行的，它仍属于“必然性的王国”。这里的关键在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自由时间越多，越表明生活的自由和丰富。所谓自由时间，主要是指进行创造性劳动，如科学研究、技术发明、文艺创作等等的时间。马克思曾从人的发展角度把社会形态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的形态（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特点是人的依赖性；第二大形态（资本主义的）特点是人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是以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第三大形态的特点是自由个性，这种自由个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财富基础上的。马克思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就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人。“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异化克服了。人将成为“自为的人”，世界成为“为人的世界”。人将成为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和自己的主人。
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五种误解，就是以为马克思是反对或者害怕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这种误解在西方很流行。在我们国家，“自由”一词在很长时间里是带一些贬义的，好像这是只有西方国家主张的东西。
第六种误解，就是以为马克思是轻视个人价值的，共产主义就是“大公无私”的社会，共产主义精神就是毛泽东说的“毫不利已，专门利人”。（若水说）我在十年前就说过，“毫不利已，专门利人”是做不到的，这是一种悖论。既然是“专门”做有利于别人的事，那就是“毫不”做有利于自己的事的意思。一个革命者只有在为革命而牺牲的时刻，才是彻底抛弃自己；在其他时候，是不需要也不应该这样做的。列宁提出的格言要好一些：“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个“人人”，包括自己在内。这就不是“无我”。只能反对利已主义，只能反对“损人利已”。但“利已”不一定要“损人”。其实压制个人的集体是异化的集体，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虚幻的集体”。要防止有人口口声声叫别人“无私奉献”，自己却在搞以权谋私。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既不是“自我牺牲精神”，也不是“利已主义”。当然，我并不认为马克思找到了一条实现这个理想的具体道路。
若水最后总起来说。我不是列宁主义者，也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本过时了，他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马克思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他的哲学里面，但不是列宁所阐述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也和马克思本人讲的历史唯物主义内容不尽相同。这种哲学，我想称之为“实践的唯人主义”，也就是马克思的人的哲学或“哲学的人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唯人主义”是我创造的新译名，英文里是humanlism。过去译为人道主义。马克思在早期一度自称为Hamanlismus，后来他改用了唯物主义这个词。我所信仰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批判的、人道的。
“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恩格斯引用过歌德的这句话。这对马克思主义当然也适用。据我所知，毛泽东也表达过这个意思。现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进步，应当欢迎。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将永远占据一个重要位置。马克思主义中的精华仍会被许多人继承和发展。
1996年，应《东方》杂志之约，为纪念顾准，我写了一篇文章《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文章末尾写的这段话，就是读了若水此文而说的：“最近读到一位我尊敬的理论家的长篇论文，他根据本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变局和当前的现实，来回顾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一系列原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基本原理，对之作了新的理解和批判，并澄清了长期以来一些误解和曲解，论证深刻，有说服力，读后觉得深受启发。”
去看10月3日，我曾同女儿南央到协合医院去看望若水，当时他精神尚好，对病情还较乐观，说不久要去美国，当地已对他的治疗作了安排。今年，1月7日突然接到电话，若水1月5日在美国去世了！不禁悲从中来，作了这样一首七律，即以此结束我的讲话。
颂王若水
大名若水水长流，思想终生苦索求。
正本清源谈异化，祛邪纪误得丰收。
权威假冒行为劣，真理昭彰笔力遒。
君子之交自古淡，立言立德仰高丘。
2002年11月5日补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