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其清 金石其坚
——追思王若水同志
胡绩伟
王若水同志身患癌症六年之后，于2002年1月9日在美国逝世。这虽然是早在预料中的事
，而我的心头仍然抑制不住地泛起一阵阵悲哀。
去年8月，若水决定随夫人冯媛去美国哈佛大学，并在该校医学院治病，我约请了几位
一同在人民日报共事多年的老朋友，在家里为他饯行，为他祝福，祝福他能按期归来。
说句心里话，我知道，若水的癌症已到了晚期，治愈的希望是极小了！可是仍然希望他
能在高超的美国医药条件下，在人间多停留些日子，完成他的、我们的和许多许多人的
心愿。饯行是一种告别形式，若水此去能否归来，能否重相见，在我们这些老友心中都
是一个未知数。中国人是善良的，富于人情味的，大家都将可能发生不幸的根由深埋在
心底，仍然满怀希望地送他上路。
我和若水在人民日报共事四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控制人民日报期间和改革开
放后胡乔木、邓力群联手打压人民日报期间，我和若水始终处于相同的境地，承受着相
同的命运。我们之间观点相同，相知很深。他比我年轻十岁，如今却先我而去！这悲哀
是那样沉重，我多少次禁不住地苍然泪下。
岁月的流逝，是人们无法追回的，而记忆却在人们的脑海中永存。回想起我与若水相
识、共事、同欣慰、共忧患的一件件往事，仍然象昨天一样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若水离去了，
我心头是那样沉重和悲哀
1946年，若水20岁的时候，因为喜欢哲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那时哲学是冷门，父
母希望他学理工，可是他选择了这条路。三四十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由于投身革命，
放弃了自己最初选择的专业。我大学时代曾攻读数学系，后来的工作与数学相去万里。
若水终其一生没有放弃哲学，也没有在象牙之塔中学哲学，他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学哲
学，直到他走完人生之路。他在《智慧的痛苦》一文中描述了四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
民主运动之后，说：“我刚踏进大学的门就卷入这场运动。我在课堂上学的主要是唯心
论哲学，那些玄妙深奥的理论有时使我暂时忘掉了现实，从而暂时忘掉了苦闷，然而一
接触到现实，书本上给我展示的那个‘洁净空阔的世界’就烟消云散了。我觉得我是一
个有血有肉的人，我生活在这个苦难而又为我深深所爱的中国，我要和人民共命运。如
果现实是污浊的，那就要净化它；如果社会是不合理的，那就要改造它。于是我参加进
步社团，我编写壁报，我参加集会、罢课、游行示威。当然也读书，读马列的书。”
1949年解放，若水被分配到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在邓拓手下工作。不久，邓拓调到人
民日报当总编辑，随即于1950年底把若水调入人民日报理论组。
我于1952年底调到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热情地委托我作人民日报社的常务副总编辑，第
一次见面时就同我轻声慢语地介绍了报社各方面的情况，特别详细介绍了编辑部。他把
各部部主任（当时是“组”不是“部”）的特点都一一告诉我，一些才华突出的编辑、
记者的身家历史，如数家珍般地说个不停。这中间，他介绍了年轻的王若水，给我留下
了较深的印象。他说：“若水这个同志才华出众，所以我从市委调到人民日报时，就把
他一起调到报社来了。”
1966年以前，我在编辑部分工管农村宣传和党的生活宣传，每天夜里还要上夜班，主持
整个报纸版面的安排。天色快亮了，报纸清样出来了，我才能下班休息。我的理论水平
又比较低，对哲学只有对艾思奇《大众哲学》的初浅常识，对邓拓同志亲自主管的理论
宣传很少过问，对若水更是很少接触。
老实说，在很长时期内，我们，比如邓拓、若水和我，都十分崇拜毛泽东，对毛在
在建国初期所发动的一系列理论学术批判，总的说来都是比较拥护的。这期间，若水
也写过一些批判文章中，的确也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比如，在批判杨献珍的“合而
而一”的文章中，就有偏差，对此，若水后来作过自我批评。
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作为人民日报理论部的一位年青普通编辑，在他身上
发生了两件极不寻常的事。这就是当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对他的两篇文章的赞扬，一篇
是人民日报1957年4月的一篇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另
一篇是1963年7月1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桌子的哲学》。由于毛主席的称赞，
使王若水名扬全国成为远近知名的理论家、哲学家，在人民日报社内也成为一位十分特
殊人物。他不是编委，但每次开编委会，都通知他参加。从此，我对若水的了解多了，
交往也多一些了。
我们两人成为知交是在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1971年9月，林彪摔死在蒙古的
温都尔汗后，周恩来同志一再强调要“解放干部”，我同若水第一次从不同的“牛棚”
里解放出来，重新回到编辑部工作。他原是理论部编辑，回来进了当时的领导班子“看
大样小组”，他负责理论宣传。我被分配到理论部作党支部书记，我们间的旧友谊和新
共识，自然就结合得紧密了。当时，若水曾在理论部组织发表了一块“反对极左思潮和
无政府主义”的专版，轰动了中国政坛，受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批评和打击，江
青公开叫嚷人民日报出现了一个“以王若水、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力量！”
我和若水受到严厉批斗。我们这对难兄难弟从此开始了同患难、共战斗的友谊。
“文革”结束以后，我和若水又一起回到编辑部。1977年1月，新的党中央任命我作人
民日报总编辑（当时是总编辑负责制，没有社长），我大力推荐王若水作了副总编辑，
主持报纸的理论、文艺宣传，兼管重要社论。这样，我们两人的政治命运和报人重任，
就进入了命运与共、生死相连的新阶段了。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在胡耀邦领导下，人民日报在那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伟
大斗争中，成为一马当先的急先锋。在报社广大干部的努力下，报纸出现了历史上从来
未有过的崭新局面。这中间，若水同志的理论才能、政治勇气和报人品质都发挥出优异
的作用。于是若水成了胡乔木、邓力群的“眼中钉”。在1983年那场“清除精神污染”
运动中，胡乔木、邓力群亲自到人民日报召开全社员工的紧急会议，发动了一场对胡绩
伟、王若水的大批判。1987年，报社开展一场批判“以胡绩伟、王若水为代表的资产阶
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若水因“劝退”不成，被“党内除名”。“六四”镇压后，我
们又都受到批判。这样，我们这对难兄难弟就结成生死知交了。在受到党内外处分以后
，我们坚持真理进行了不屈不挠、无畏无惧的斗争。我们都埋头进行学习、研究和写作
，他的很多杰出的哲学、政治学的著作，就是这一时期的成果。
若水从1950年调到人民日报社起，做了三十八年的新闻工作，1988年离休以后的十多年
，他仍然在人民日报度过晚年，直到告别人世。在这五十多年中，若水从没有停止他的
理论研究工作。他从事新闻工作的一生，也是他从事理论工作的一生，两者是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下面对若水的回忆，将分为“作为新闻工作者”和“作为理论工作者”两大
部分来加以回述。
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王若水
在思想战线上进行了无畏无惧的斗争
说老实话，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论家的王若水，我知之不深，但是作为一个先进政治家的
报人，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到了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朝夕相处
，共同把人民日报办成一张出色的人民报纸，一个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成为象胡
耀邦这样智勇双全的政治领袖人物得心应手的宣传武器，在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舞台上
演出过一场翻天复地的英雄伟剧。
若水同志从1950年底调入人民日报，到1988年离休，把一生都献给了新闻工作。人民日
报与其它报纸不同，它是中共中央机关报。若水同志长期在报社理论部工作，“文革”
结束后又担任主管评论、理论、文艺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副总编辑。因此，若水是一直
处在中国领导层的政治思想漩涡的中心地带。
若水曾经两次受到毛泽东的称赞。第一次是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他写的社
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的总编、
副总编、编委训话，特意把社论作者王若水也叫了去。毛严厉训斥邓拓主持的《人民日
报》没有大力贯彻他的“引蛇出洞”的方针，骂邓拓是“死人办报”， 是“非亡国不
可的汉元帝”。这时王若水也被毛老人家点名请去参加，并当众表扬他“年轻的哲学家
”，还说要请王若水吃饭，这些对于刚刚三十岁的王若水来说，得到领袖的如此“恩宠
”，不能不说是令多少青年编辑记者羡慕不已的宠儿。第二次是1963年7月16日《人民
日报》发表王若水撰写的《桌子的哲学》，毛泽东看后予以赞扬。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什么人受过毛主席的表扬，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王若水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确实是很相信毛泽东的。我们好多人当年都是这样的。直到文化大革命初
期，王若水还是满怀激情地紧跟毛主席。他在《智慧的痛苦》一文中写道：“我在文化
大革命初期误认为这是一场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人民日报曾就毛主席在长江游泳一事发
表过一篇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前进》，这个题目是我拟的，我自己确实怀
着革命的激情，想在这场大风雨中接受锻炼，象高尔基描写的海燕一样。”但是不久，
他就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苦笑着，困感着，写道：
“我已经很左了，然而按照那时的标准，我甚至是右”。
在十年的“文革”岁月中，王若水在现实中不停地观察着、思索着：“文革”初期欺骗
了我们，愚弄了我们，打击迫害了我们，同时也教育了我们，磨练了我们。若水比我醒
悟得早，而我是在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林彪阴谋破灭以后，才经过痛苦地思索，逐渐认
识到毛泽东的真面目。
1970年12月，陈伯达阴谋暴露，1971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眼看“文化
大革命”难以维持，他又深知江青、张春桥等人虽是他的亲信，但是他们不能帮他度过
面临的难关；毛对周恩来是又怕又恨又离不开。在这危急关头，毛只能靠周恩来来支撑
这个危局。他指定周在百忙的内政外交工作之外，代替陈伯达、张春桥主管人民日报的
宣传。
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是文革初期张、姚从上海带来的一个解放日报的亲信，据说原
来是管理机关党委工作的。此人水平很低，人们私下都叫他“草包总编”。他每次送给
总理审阅的社论等重点文章，常常文理不通，总理不得不用红笔一句一句地加以修改。
有一次，总理发火了，对这位“草包总编”说：“你送来的文章是小学生的作文，要我
做你们的作文老师，为你们修改。”又有一次，总理气愤地说：“你们以后不要叫我再
当小学教员好不好？你看，我早已精疲力尽了，你们不要再折磨我了。”以后又说，你
们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在宣传上把把关，把送给我的稿子先修改好再送来。于是总理
指示他把原来的人民日报能干的编辑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回到编辑部工作。这样，
王若水和我等一批老编辑记者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文革”中，编辑部的领导机构叫“党的领导核心小组”。在总理的几次催问下，终于
在核心小组之外，又成立了一个“看大样小组”。王若水因是毛主席两次表扬过的干部
，也被吸收为看大样小组的成员，负责主持理论宣传，审定理论部的版面和一些理论性
的文章。
我这次解放出来以后，被分配到理论部去作党支部书记。我到了理论部，就同那些日益
觉醒的同志在一起，一场反对江青、张春桥的重头戏在暗中酝酿着。
当时，毛泽东眼看他的极左那一套已经弄得民穷财尽，难以为继，不能不同意由周恩来
出来收拾残局。周恩来、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决心先从整顿经济入手，先把工农业
生产重新恢复起来。可是那些作为国家经济主体的国营大企业，被“革命造反派”的无
政府主义搞得生产秩序大乱，很多好的工厂领导成员被打成走资派，很多有本事的工程
技术人员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工人普遍无心生产。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李先念同志
在国务院和几个副总理的会议上，大讲无政府主义的危害，号召恢复生产秩序。1972年
3月，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几个副总理听取黑龙江领导汇报哈尔滨几个老大难工厂
的问题后，提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黑龙江省委写作组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意
见，写成一篇题目是《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的文章，署名
“龙岩”。理论部很快就编好这篇稿子，还找来一篇题为《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
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列宁）的一点体会》的理论文章，送交王若水，若
水又赶写了一篇《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把这三篇稿子组成一个专版，
送交给那位“草包总编”。恐怕他看都看不懂，认为是王若水审阅通过的，就同意发排
付印了。于是趁着张春桥、姚文元不在北京去上海的时机，在1972年10月14日的《人民
日报》上登出了这块专版。这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法新社发了一条电讯说，龙岩
（该文作者的署名）的文章是批判红卫兵造反派的，是为老干部说话的。紧接着全国有
九个省市的党报予以转载，有八个报纸虽然没有转载，也写了文章来批评无政府主义。
张、姚立即在上海发起攻击，在《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上刊登所谓上海工人的
反对意见，说：“上海工人反映强烈”。张、姚打电话要“草包总编”查问文章的作者
，是谁审查批准登这一版的，压人民日报检讨。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都不服，《文汇报
》一连发表了三期内部情况，反映张、姚组织的上海工人座谈会的意见。说这篇文章是
“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群众。
张、姚把法新社的电讯和三期《文汇情况》送给那位“草包总编”，责令看大样小组和
理论部讨论检查。我们坚持要领导核心小组先讨论，先提出一个意见，我们再讨论。当
时批林彪到底批什么？是批左还是批右？林彪的实质究竟是左还是右？成为天天要出报
的人民日报的大问题。当时周恩来主张批极左，张春桥、姚文元主张批极右。王若水和
我同意周恩来的方针，所以才编出那一块反无政府主义的理论版。无论张、姚如何对我
们施加压力，我们心中不怕。
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有一天，我悄悄地对若水说：“现在有些重大问题搞不清楚
，比如林彪路线究竟是左还是右，不知毛主席怎么看？你是搞理论的，主席又知道你，
是不是写一封信向主席请示一下。”他接受了我的建议，于1972年12月5日上书毛泽东
，把周恩来与张、姚在批林上的矛盾端到毛主席的面前，并明确地表示同意周的意见，
请毛做评判。据传，毛阅信后指出：《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让周与张、姚共
同处理此事。12月19日，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召集报社包括王若水在内的四
个人开了一个长达五个半小时的会。这个会才使王若水明白了原来毛泽东是张、姚主张
批极右的总后台。
这个会之后，从1972年底到1974年底，在人民日报开展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胡绩伟
为代表”的所谓“批一股邪气、一股力量”的运动。王若水是处于运动的台风眼中心的
人物，他受的压力与痛苦是无可比拟的。关于这场“批邪运动”事件，王若水同志自已
有一篇文章《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把来龙去脉讲得十分详细。若水在九十年代末的一
次访谈中，曾回忆1973年到1974年受到批判的时候说：“那次打击简直就是千钧压顶，
沉重得简直承担不起了。那时候不是一天天熬日子，而是一分钟一分钟地熬日子。我被
批得头发也脱了，背也驼了，有时候真觉得实在熬不下去了，这时候我开始懂得为什么
文革中很多人自杀。”
经过长达两年的批判之后，王若水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在“文革”中执
行的路线，想了很多很多。鉴于当时几近“偶语弃市”的环境，他思考了什么，认识如
何，我不得而知，至今亦未见记载。直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打倒，王若水回到
报社工作以后，他对这些问题反思的成果，就显现出来了。
“四人帮”垮台后，我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若水任副总编辑。在新的编委会主
持下的《人民日报》，凭着大家的努力，立即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开创了人民日报在
“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成为改革开放的党中央在宣传战线上的一支精锐的先锋队。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理论务虚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人民日报》在广大干部和读者群
众中威信大增，报纸的发行量增加到五六百万份。出人意料的是，象胡乔木那些有权势
的人物，却从各方面攻击人民日报。那时胡耀邦同志挺身而出，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
说：“粉碎‘四人帮’后，报纸、新闻起了根本变化。拨乱反正，报纸起了很好作用，
对扭转局面有巨大贡献。我们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特别是人民日报，站在
斗争前面，站在扭转乾坤的前面，这个要肯定。”
站在“扭转乾坤”前面的《人民日报》所起的推动启发作用中，王若水所主持的理论宣
传和他所修改的重要评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这一时期开始，《人民日报》发表了很多引起国内外震动的社论、评论、评论员文
章、特约评论员文章等等。其中关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内容的，都是经过王若水审
阅、修改、最后定稿的，我这个总编辑审阅时很少改动，很多几乎一个字也没有改动。
这中间，如关于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讨论的很多文章，影响都很大。这方面，已经
有一些专论来评介。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的惟一标准，反对个人崇拜，解放思想，提
倡实事求是精神，是粉碎“四人帮”后的头等大事，人民日报理论版对此坚持不懈地予
以宣传。全国第一篇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标准只有一个》于
1978年3月2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理论版。
其后在真理标准那场大宣传大讨论中，理论版连续发表了《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
实践的检验》、《天才论和实践论的斗争》等一系列文章。又发表了《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学风》、《文风和认识路线》、《科学和迷信》、《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等文章。
在此前后，人民日报理论版对“四人帮”及其写作班子制造的一系列谬论和在思想上酿
成的混乱作了很彻底的拨乱反正工作，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如《批“不为错误路线生产
论”》、《埋头拉车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法西斯专政》、《驳姚文元“按劳分配
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等。这些文章针对性强，有说服力，很受读者欢迎。
由于若水同志理论、政治水平高，文学修养也好，特别是他的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
风，所以很多评论性文章虽是经过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定稿的，到他手里，仍然照样进行
仔细考虑、再三斟酌、认真修改，作到精益求精。可惜现在无法查阅他当时审定的那些
稿件。我这里恰好保留着耀邦同志给若水的信，可以说明若水的负责态度。那是1979年
4月1日发表的《革命者要向前看》的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这是耀邦指导组织撰写的稿子
，经过耀邦几经修改才审阅定稿的。若水同志对这篇评论作了些修改和补充，他还写了
一封短信把稿子送给耀邦，信上说：“这是我们的一些考虑，如有不当，请予指正。删
改得不当的地方，请再改过来。”耀邦同志当天就把稿子退回来，还给若水写了一封信,
说:“若水同志：同意你的修改，这么改，更稳妥了。希望新闻界、理论界更好地发扬
这种互相商量、互相琢磨的风气。”若水同志这种认真精神，以及党的领袖人物同报社
编辑之间的互相磋商的风气，在当时新闻界传为佳话，很多单位来信索要王若水的改稿
和耀邦的回信。
当然，若水同志在报社理论宣传上所作的杰出贡献，也是当时以何匡为首的报社理论部
和评论部众多同志的胆识与心血的结晶。何匡同志已经去世，现在若水也故去了，我在
这里特别说一说当时人民日报的理论宣传，就是想表达大家对他们的怀念之情。他们在
“扭转乾坤”的理论宣传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功不可没的。
1979年3月，在理论务虚会上，胡乔木为小平同志起草了关于“四个坚持”的报告（就
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这个报告引起了国内外强烈的反映。很多同志认为这是对当前改革开放的大局
要“收”、要“退”，要把中央以反“左”为主的方针扭转为反“右”的反映。
我和王若水同理论部的同志研究了几次，若水和我分别写了意见向有关领导反映提出修
正意见，如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说清楚只能坚持解放初期实行的真社会主义
，不能坚持“大跃进”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实行的又穷又乱的假社会主义；关于坚
持毛泽东思想，只能坚持毛泽东前期的正确思想，不能坚持毛泽东后期的错误思想；关
于坚持共产党领导，只能坚持我党前期的正确领导，不能坚持“文革”时期党的错误领
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坚持我国第一个宪法中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坚
持“文革”中改过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时期，我们特约李洪林同志撰写了系统地阐述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第一篇是《我
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后又陆续发表了《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注：另外一篇《我们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
义、毛泽东思想？》由于胡乔木一再反对，此文后来由其他刊物发表了）。据我所知，
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后，象人民日报理论版这样逐项分别发表专文加以阐述和宣传的，
在全国报刊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些文章，重点放在划清我们所应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
同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的一套以及同我们党长期存在的左倾路线之间的理论界
限。这些文章在读者中起到很好的作用，实践证明这样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是正确的，实
事求是的，是符合现实需要的，一扫那种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的空头政治的宣传风气，
广大读者和广大干部、包括很多高级干部都来信称赞。可是却偏偏受到胡乔木等极左人
物的反对。胡乔木还在中央召集的几次会议上，硬说人民日报对宣传四个坚持不积极，
指名或不指名地批评理论版那几篇正确阐明四个坚持的文章。
在那一时期，理论版还发表了其他很多引起很大影响的文章。
如关于宣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有《马克思主义同庸俗生产力论的斗
争》、《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长途贩运是
投机倒把吗？》、《民富与国富》、《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等。
关于宣传文化、知识、知识分子问题的，有《蒙昧主义的反动谬论》、《猴子变人还是
人变猴子？》、《文化继承问题的一场论战》、《对待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方针》、
《知识的价值和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等。
关于宣传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肃清封建主义思想的，有：《科学和民主》、《坚持社
会主义的民主原则》、《“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提法是否正确？》、《法和言》、《
正确认识人治和法治的问题》、《加强人民权利观念》、《政治体制改革与反对封建主
义影响》等。
关于宣传人道主义的，有：《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
的地位》等。
关于宣传双百方针和学术自由的，有：《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从创作
自由到学术自由》、《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由之路》等。
现在重新看看上面这些文章的题目，有许多似乎只是常识罢了。但是，在距今二十余年
前，这些常识被极左路线搅得是非颠倒，违反常识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反而成了习惯，因
此，说出原来的常识，倒常常被视为异端。因此发表这样的文章，在当时需要冲破方方
面面的阻力，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例如上面列举的那篇关于生产目的的文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也引起乔木的强烈反对
，结果他抬出一些高级领导人的意见，终于把这一讨论压下去了。又如那篇《长途贩运
是投机倒把吗？》的评论，也引起很大的震动。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把商业、特别是对
运输周转业认为是资本主义，不要说长途贩运是资本主义商人的投机倒把，连短途贩运
也是投机倒把。《人民日报》一登这篇评论，尽管遭到胡乔木等人的反对，可是却受到
商业界的热烈拥护。一些长途、短途贩运的大小商贩顿时活跃起来。有的小商贩把《人
民日报》这篇文章捆在扁担上，遇到市场管理人员来干涉，他们就把《人民日报》拿出
来辩解，说他们是进行正当的商业活动。
三中全会后，胡耀邦同志走马上任中宣部部长之时，曾经评论当时理论宣传界的形势说
：这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
人民日报的理论宣传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引起胡乔木的极大忌恨。要讲道理，他自己没
有道理，又讲不过我们；要用高压手段，我们又得到中央和耀邦同志的支持，他高举着
极左的棍子，几次都打不下来。
这里要特别讲一讲胡乔木打在周扬和王若水头上的一阵闷棍。这就是1983年初发生的一
场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起因是胡乔木对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提出了批评。这个报告是由包括王若水在内的几位同志帮助周扬起草的。
王若水同志在八十年代所不屈不挠地坚持和争辩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出
发点是人”的问题；是“人道主义”的问题；是“异化”的问题。若水这方面写有许多
著名文章，如《谈谈异化问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为人道主义辩护
》、《我对人道主义的看法》、《关于革命人道主义》等等。这些都是他经历了文化大
革命的谎言和反动而对马克思主义再认识的结晶。最著名的一篇是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
世一百周年时替周扬起草的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里，为
了便于引起回忆，说一下这篇文章的四个小标题：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
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在
第四部分讲了“异化”问题。
胡乔木特别就报告中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部分发起攻击，并加大政治压力，结果把
周扬压出一场大病，终于变为植物人；把王若水压得撤消副总编辑职务，甚至要把他调
出人民日报。当时，有一些明眼人对我说，如果这个报告是由乔木在大会上讲，可能什
么问题也不会有。偏偏这件“风光”事落在周扬头上而不是胡乔木，他当然不快，忌恨
之心，油然而生，所以抓住王若水大做文章。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完
全，因为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正好是胡乔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大靶
子。
1983年3月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礼堂作报告，报告结束，全场掌声雷动。报告后，周扬
将讲稿分送胡耀邦、胡乔木审阅。3月8日发表会议新闻，人民日报说明“全文本报另行
发表”。
谁知，胡乔木、邓力群在背后玩了手脚，闹出一场大纠纷。
胡乔木当着若水和周扬的面，都没有说周扬的报告在《人民日报》上不能发表。可是他
却在人民日报宣布将全文发表以后，告诉邓力群说，不能发表。而邓力群又把乔木这个
“指示”隐瞒起来，不告诉报社。八天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报告，胡乔
木、邓力群这才大兴问罪之师。对此，邓力群和胡乔木在不同场合又一再说明，这是一
次学术性的论争，希望不要政治化。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开会传达了对王若水
“调出人民日报，另行分配”的“处分”决定，还要周扬作检讨。周扬同志十分气恼，
一再申明，胡乔木并没有向他说他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痛责胡乔木“不
正派”。
整个1983年，从春天到冬天，中国的政治气压越来越低，政治气温越来越冷。到10月，
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举行，邓小平发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
，讲了要批判人道主义、异化和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这个讲话是胡乔木负责起
草的。胡乔木借邓小平之口，替自己的观点披上了权威的外衣，从此开展了一场“清除
精神污染”运动。这场被讥讽为“小文革”的运动，内容都是些什么东西，大家记忆犹
新，详情就不必提了。只是原来议论风生、敏锐创新的理论宣传遭到指责，从此被迫失
去锋芒。
正在这时，我对这类“政治运动”已经厌烦透了，退让和转移阵地的消极思想一下占了
上风。我感到在胡乔木、邓力群不断制造事端的情况下，我这个社长已经不能象前几年
那样放开手脚办好报纸了，因而就想早点从报社这个岗位上退下来，专门去从事新闻学
的研究和新闻法的制订。秦川和若水都不同意我的想法。但是经过一再思考，我还是悄
悄地把辞职信送到中央。可是胡、邓等人并不善罢甘休。我想退让，人家正好趁势进
攻。
1983年的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在人民日报召开全社员工大会。胡在会上传达了中
央批准我辞职的决定。借此机会，他在会上大讲我和若水的“错误”，宣布报社进行
“整风”，又在报社掀起一场对胡绩纬和王若水的大批判。可是报社同志也对运动厌烦
了，虎头蛇尾，批不下去。
刚刚进入1984年，乔木又拿出他的新法宝。1月3日，乔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作了《关
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报告。这是他组织了一个十来人的写作班子为他写的专门批
判周扬和王若水观点的长篇文章。
简单说来，这个讲演内容分为四个问题：
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
胡乔木说：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的种种人道主义，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
它们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都是用抽象的人性、人的本质来解释历史，它们对人类
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动力问题，都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只有马克思建立的历史唯物主
义是以具体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出发点来解释历史，才找到了对人类社会进步动力问
题的科学解答，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改造社会和革命才得到科学指导而取得胜利。胡在
这里着重批评了王若水提出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混淆
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性唯心主义的界限的命题。”并
说：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社会。总之，胡乔木认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
义和人道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
胡乔木批评所有赞成人道主义的文章都犯了抽象地谈论“人的价值”的错误，说无产阶
级的“人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首先强调人民的价值，谁也不应该在“尊
重人的价值”的口号下提出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关于个人享受、个人自由的要求。这样
会影响一些人去“怀疑社会主义实践干扰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常进程。”
三、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胡乔木认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只有作为道法规范和伦理原则，才有一些合理的东西可
以为我们批判地继承。
胡乔木在讲演结尾时，故作谦虚地声称，自己“只是参加讨论”，“再一次恳切希望大
家指正”，“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胡
乔木还派人送一份讲稿给王若水，并多次令其部下来征求王若水的意见，并说，若水可
以写答辩文章。胡乔木自信自己的文章是驳不到的，并且，自以为未必有人敢出来公开
和他这个政治局委员争论。
这时，若水决定写文章正式答复。他此时深感千斤重力压顶，他想争取一点小小的申辩
自由。他说，他绝对相信胡乔木内心不愿意发表我的文章，胡只想用自己的文章统一全
党全国的思想，但胡乔木不能这样说，只能在表面上表示欢迎批评。这明明是假的，甚
至又是“引蛇出洞”。所以当时报社很多同志都劝若水不要写答辩文章，等一等，看一
看，以后再说。也正因为如此，倒是若水的朋友，同事纷纷来阻挡，当然全都是好意。若
水说，此时只有三个人支持他的做法：刘宾雁、冯媛、他的二妹。刘宾雁说：“这就好
比在球场上，一个球落在你跟前了，旁边没有人，守门员是个庞然大物，你敢不敢踢？
”
若水想：周扬已经做了检讨，承认了失败，失去了反击的资格。一个下级党员在报刊上
公开反批评一个得到中央批准的政治局委员的文章，这种事虽然还没有发生过，胡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