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ng Ruoshui

整风压倒启蒙：

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

                                  　　　　提要

       延安整风在起初可以说是一种启蒙运动，因为它所反对的是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但在这个运动从中央高级干部的小范围推向全党范围之后，毛泽东就把目标从反对教条主义扩大到贬低所有书本知识，从批判王明等人扩大到嘲笑所有从白区来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以启蒙的名义抵制共产国际，而当知识分子批评延安生活的不合理方面时，毛泽东又以“工农兵”的名义压制知识分子，把他们身上的五四传统和启蒙精神称之为“剥削阶级的脏东西”。知识分子和工农兵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低于工农兵。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否定自我，放弃自我，作党的驯服工具。这样，毛泽东又建立了新的偶像和教条。毛泽东所提倡的新文化，实际上是“党文化”，它的纲领就是《延安文艺讲话》。

       尽管毛泽东批判了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可是他自己也继承了斯大林的左的所谓“党内斗争”路线。这表现为延安整风中的“审干运动”，其中采用了高压和恐怖手段，制造了大批冤案；王实味就是一个牺牲者。

       农民运动并不等于民主革命。中共在“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进行战争时，本身也受到农民的包围，从而脱离了本阶级而站到了农民方面。农民的要求只是分到土地，在一个贤明的君主或领袖的统治下过一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安稳太平的生活；而启蒙运动追求的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宪政民主制度、自由平等和人权理念，是市民阶级的理想。把农民说成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是错误的。

       延安整风是建国后历次运动的预演，它建立了一个依靠所谓“群众运动”来进行思想统制的政治行为模式。今天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这是因为五四运动的任务没有完成，而我们又需要启“党文化”之蒙。

       当中国跨入２１世纪时，我们回顾中国在本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所提的口号，无论是“科学”和“民主”也好，自由主义也好，个性解放也好，人权和人道主义也好，现在仍然是关注的焦点。五四作为一个启蒙运动，可以看作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准备。尽管经过近四十年的弯路，共产党终于承认了市场经济是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可是，仍然不承认宪政民主是同样不可逾越的阶段。尽管鲁迅在五四时期已经提出“国民性”的改造问题，可是人的现代化现在仍然没有被当作目的而提上议事日程。这样，中国就不得不把本世纪未完成的这些任务带到新世纪去了。

       问题是，五四运动怎么夭折了呢？

       １９８６年，李泽厚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阐述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论点，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和讨论。但应当说，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和观点的是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 )，她提出“革命压倒启蒙”和“救亡压倒启蒙”＊。他们着重探讨的是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面临的窘境和本身思想的转变。本文则想通过分析延安整风这个事件来对毛泽东和“党文化”所起的作用作一些探索。

       ＊舒衡哲现为美国威斯里安大学历史副教授，八十年代初曾和李泽厚合作。她写过《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和五四遗产》（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该书于1986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中文译本，中译作者名作微拉·施瓦茨）。她在给作者的信中强调说是她先提出这个问题和观点，她是在谈到李文未提及她的名字一事时说这个话的。

                           毛泽东和共产党高唱民主

       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即国民党统治地区，民主运动是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地前进的。蒋介石企图以国家利益为借口来镇压这种运动，但是并不成功。至于共产党则是十分强调抗日和民主的一致性的，而且强调革命的目的之一就是建立民主的中国。

       早在１９３３年１月，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宣言，其中提出和任何武装部队停战合作共同抗日的条件之一，就是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在１９３７年５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民主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选》１卷２５５页）他提出的措施是：一、将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他还认为，这一任务的最低限度的完成，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同上，２５７页）。在阐述抗日和民主的关系时，他又说：“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的条件。”（同上，２７４页）

        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２日，毛泽东在答中外记者团问时，说：

       “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

       “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解放日报》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３日）

        １９４４年７月，毛泽东与美国谢伟思等人谈话，鼓励美国人发挥影响，宣传民主理想。他说：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美国人发挥美国影响的其他方法是多谈美国的理想。在中国或在美国，每一个美国官员见任何中国官员时，可以谈论民主。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党史通讯》１９８３年第２０２１期）

        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４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其中说：“现在所进行的世界战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原则与民主的政治原则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民主的旗帜下反对法西斯主义。”

       一直到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时，还批驳国民党的谬论“大敌当前，民主民生的问题不应该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在这个报告里，毛甚至提出“发展个性”和“个性解放”，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这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而新民主主义制度则解除这些束缚，“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毛选》３卷１０５８页）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同上，１０６０页）。这在实质上就是说反对用“救亡”或“革命”来“压倒启蒙”。

       在这些言论中，毛泽东表现出自己是一个主张启蒙思想的政治家。

       在理论上，毛泽东在１９４０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在１９４２年的《反对党八股》中，在１９４９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唯心史观的破产》中，都对启蒙运动和救亡以及革命的关系作了评论。他说，五四以前的所谓“新学”“西学”，就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如进化论）和社会政治学说（天赋人权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等等）。这种思想在当时有同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毛选》２卷６９６—６９８页）

       按照毛泽东的这种叙述，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倒了启蒙。

       毛泽东宣称，五四以后，产生了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思想。五四以后的新文化，只有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思想至多只能充当一个盟员。共产主义者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批判继承者，他们“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毛选》３卷８３２页）。

                           　　　从反对教条到贬低知识

         延河边上有一座嘉岭山 ， 山上有一座出名的宝塔， 因此这个山又叫宝塔山。宝塔始建于唐代,明代重修 ，是九层砖塔，八面八角； 登到塔顶，可以鸟瞰延安全景。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迁移到这里后，这座宝塔成了延安的象征，也是革命的象征。在抗日战争时期，它在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象是光明的灯塔。

       １９３５年的一二·九运动掀起青年学生抗日救国的浪潮，知识分子纷纷寻找献身救国的道路。他们一要抗日，二要民主。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使他们失望，共产党的坚持抗日和争取民主的立场吸引了他们，于是他们决定投奔共产党。

        客观环境也起了变化。七七事变后，由于国共合作，国民党暂时停止了对共产党员的迫害，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了。中共中央抓住这个机会，在1939年12月做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毛起草的， 其中说: 全党同志必须认识， 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样，大批知识青年加入了共产党，其中很多人从国民党统治区涌入延安。1938年5-8月，四个月中，经武汉、西安等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革命青年各界人士就达2288人。当时延安每天接待几十人到一百多人(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139页)。到1938年12月，抗大有一万人，陕北公学有三千人，青训班有二千人，加上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两万人(《毛泽东年谱》中卷，99页) 。小小的延安的街上出现了许多陌生的、城里人的面孔。他们怀着革命的虔诚和抗日的热情，像朝圣一样来到了延安。

       党的领导可以感到，知识分子需要共产党更甚于共产党需要知识分子。党完全可以放心，不必发愁知识分子不来；即使边区的物质条件差，即使对知识分子有些不尊重，也没有关系。    

       城市来的年轻人给单调的延安生活带来了较多的生气和活泼的气氛，延河两岸到处可以听到他们的歌声和笑语。这些知识分子和学生都受到一二·九和五四启蒙运动的影响，他们也相信共产党对于民主的宣传*。他们喜欢这个新的革命环境，但时间一长，他们发现这里并不是一切都好，开始有了议论。这样，他们遭遇了整风运动。

       *当时边区也确实实行了一些民主措施，如“三三制”、民主选举等。可参看李普：《我们的民主传统》，胡绩伟 ：《青春岁月》。这个传统在建国后反而逐渐丢失了。

        中共的党史教科书上，都把延安整风说成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用民主方法解决党内分歧的典范。周扬曾把“延安整风”和“五四运动”、７０年代末的“真理标准讨论”并列为“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我不否认延安整风在纠正王明错误路线方面的成绩，但近些年来，延安整风中“审干”的经过和一些冤案陆续透露，揭示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因此，有再评价的必要。本文就是想讨论延安整风和启蒙的关系。

       １９４１年５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此后，在中央领导层进行了整风。１９４２年２月，毛泽东连续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说；这标志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正式开始。

       整风运动在起初，可以说是一种启蒙运动，因为它所反对的是以王明等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列宁组织的，中国共产党是它的一个支部。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把共产国际神圣化是中共党内流行的风气。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是要使中国人从老八股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整风运动则是要使中国人从新八股新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同上，８２７页） 

       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者“言必称希腊”（实际上是“言必称国际”），说他们“把马列主义的个别词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可以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同上，８２０页）

       毛泽东挖苦教条主义者说：

       “ 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了。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吗，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 (笑声)”

       这些批评都是对的。但是，毛泽东在正确地反对国际派的教条主义的同时却把矛头指向所有的知识分子，贬低书本知识。他不仅对王明等人，而且对所有知识分子都加以嘲笑。他说：“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毛选》3卷815页)　这些话就是要剥夺知识分子骄傲的资本。（其实“比较地最无知识”这个话是欠通的; 到底是“比较地无知识”还是“最无知识”呢?）

       不但知识分子没有知识，而且书本知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毛说，学生学习书本知识是并不难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容易的; 相反，大师傅做饭倒要困难得多:

        “要把柴米油盐酱醋等件合起来创造成吃的东西，这是并不容易的事情……火大了要焦，盐多了要发苦(笑声)。煮饭做菜真正是一门艺术。书本上的知识呢? 如果只是读死书，那么，只要你识得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么书，公家又给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摇头摆脑地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的事呀!”

       上面这段话（还有“教条比屎还没有用”的话），在建国后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中删去了。然而在当时，却是起了很大作用，给人印象深刻的。从那些笑声中可以想象，坐在台下的农民出身的党员干部是觉得毛泽东的挖苦是很痛快的。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鄙视，迎合了并加强了农民把知识分子看作异类的心理。

       应当承认，毛泽东确实说中了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和缺点，值得知识分子认真对待。例如，知识分子不应该以为有了知识而自高自大，应当谦虚一些；他们应当多了解一些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农村的情况；知识分子应当去掉对工农兵的轻视，了解他们，和他们交朋友：这都是对的。但是，这种关系应当是平等的，互动的：知识分子也可以给工农兵很多帮助；工农兵也应当欢迎知识分子，向他们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毛泽东却要看不起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低于工农兵一等（其实不止一等），使知识分子有一种自卑感，似乎有知识还不如没有知识。《圣经》故事说亚当和夏娃因为偷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实，从此被逐出乐园。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这种原罪。共产主义的乐园欢迎工农兵，不欢迎知识分子。

       启蒙精神的活的载体是知识分子的群体；贬低知识分子，实际上就是站到了启蒙精神的对立面。毛泽东以启蒙的名义抵制共产国际，同时却以“工农兵”的名义压制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他把“工农兵”“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神圣化了，而他就在这些名义下以自己的权威主义代替共产国际的权威主义，以自己的教条主义代替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

　　　　　                  　新的偶像和教条

       启蒙运动是要把一切现成的事物带到理性法庭前，接受批判的审查。所以，启蒙精神就是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也为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和改造。青年马克思曾宣称，要“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的代表著作《资本论》的副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承认的理性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理性；他说，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批判的、革命的。恩格斯说，辩证法不承认任何神圣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权威，但反对迷信权威，反对权威主义。

       尽管毛批评了追随斯大林的王明路线，可这并不意味着毛就没有继承斯大林的错误。毛宣称要以联共为榜样，要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毛一面批评别人的教条主义，一面又在宣扬教条主义。他提出在职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材料。他赞扬这本书“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毛选》3卷803页)

       整风要反对的一个东西是党八股或洋八股，这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毛指出，不除去党八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毛泽东本人的文风确实是生动活泼的。在毛的影响下，报纸上的文章写得生动一些了，短一些了，但主要是形式上的，并没有自由探讨的精神，在内容上是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个“雷池”，就是党的文件、毛的指示、文章和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

       毛泽东本人对这种态度做了示范。他在批评宗派主义时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给了我们这样的根据吗？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了我们这个根据吗？没有。”于是下结论：“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同上，８２６页）。毛泽东说得如此振振有词，好像“根据”只能从马恩列斯的著作中去找，从中央文件中去找；好像如果这些著作和文件中没有讲过的东西，就都是错的，不可以做的。那么马恩列斯的话又是根据什么呢？中央文件又是根据什么呢？毛泽东这种论证方式，是教条主义的，是违反他本人提倡的“实事求是”态度的。

       只要这种权威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存在，党八股就存在。毛在反对“言必称希腊（共产国际）”之后，却在实际上鼓励“言必称毛泽东”。１９４９年以后，随着对新闻出版的越来越严格的控制，随着政治运动的一个接一个的发动，人们变得越来越不敢讲话，生动活泼的精神受到窒息。报刊上的文章是千篇一律，党八股泛滥成灾。文革时期，这种党八股发展到最高峰，人们只会背语录了。

       人们批判“个人崇拜”，其实在“个人崇拜”之前，先有“党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宣称，无产阶级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这就给无产阶级一种特殊的，高于其他阶级的地位。列宁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又给“党崇拜”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发挥了这个观念。党之所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一，是因为它代表最先进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第二，是因为它掌握了最先进最革命最科学的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毛选》３卷８１７页），因此科学的态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波普尔指出，凡是不能证伪的就不是科学；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毛泽东有这种思想，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曾相信他们的学说是科学，不是空想；但事实上是否如此，后人应当根据历史的发展进行独立的审查。在毛泽东说这些话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共产主义并没有实现，怎么能说是获得了实践的证明呢？即使证明，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学派，另一方面又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垄断了真理。在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划等号，这种做法本身就违反科学精神。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成了真理的标准，合乎马克思主义就是合乎科学，违反马克思主义就是违反科学，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就是反科学。马克思说过他最喜欢的格言是“怀疑一切”＊；毛泽东却不容对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在“科学”的名义下宣传教条。

       ＊“怀疑一切”是十七世纪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所用的方法。“怀疑一切”并不是否定一切的意思，         而只是否定那些经不起怀疑的东西；对于经得起怀疑的东西则予以肯定。无论肯定或否定，都不是盲目的，            而是经过思考和审查的。怀疑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求真理。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这种最先进最革命的科学是有阶级性和实践性的。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教条主义者不懂中国的实际；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者则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而且受到阶级立场的局限：他们都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谁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呢？只有中国共产党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一派。领袖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只有他才有资格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他才是正统。由于精通马克思主义，他就“一通百通”，能够判断一切，裁定一切了。这就是毛泽东的“话语霸权”。

       　　          　《文艺讲话》：“党文化”的纲领

       １９４２年５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在建国以后，文艺界每年都要对这篇文章的发表进行纪念；毛泽东的其他文章都没有受到这种方式的对待。它不能只看作是对文艺界的，而应该看作是对整个文化界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批评的作家言论，涉及下面三个主要问题：    

       一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二    文艺是反映阶级斗争，还是表现人性的问题；

       三    今天的文艺作品应写光明，还是应写黑暗的问题。

       对这 三个 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

       一    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

       二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不能去表现普遍的人性；

       三    今天的文艺应写光明，歌颂工农兵。

       这三条原则都是和启蒙精神对立的。

       （一）文艺家应当关心政治，尤其在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他们的作品应该有抗日的政治内容；这是对的。但是毛泽东是把“文艺为政治服务”作为一个长期的、普遍的原则提出来的。这个观点来自列宁＊。文艺要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呢？毛泽东说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人民大众的政治，实际上是共产党的政治。这种政治即使得到人民的拥护，也不能说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不可以讨论的，不受质疑的，不需要实践检验的。对政治问题和现实问题，文艺家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一定要和共产党完全一致。这个“从属”和“服务”的提法，取消了文艺的自由，取消了文艺对政治的批判功能，对现实的批判功能。这样一来，政治就可以对文艺家指手划脚，横加干涉：应当写这个，不应当写那个；应当这样写，不应当那样写。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把哲学当作神学的婢女，列宁和毛泽东则要求文学成为政治的婢女。鲁迅在承认他的作品是“遵命文学”时，大概没有想到作家会丧失精神的独立性，被迫去适应当权者的需要。

       ＊参看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１９９５年第三版的《列宁选集》（第一卷）根据胡乔木的意见把“文学”改成了“出版物”。这种修改有好的政治作用，但对这种修改是有不同意见的。由于此词原文的多义性，在有的地方这样改要好些；但在另一些地方，从上下文看，显然仍应该译作“文学”。即使译作“出版物”，文学作品也是出版物。胡乔木的意思是，“党的文学”的概念是错的，但它不是列宁的观点。我的意思是，“党的文学”是列宁的观点，但它仍然是错的。

       （二）所谓“人性论”，本来是关于人性的理论，但在几十年中，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这个术语一直是当作贬义词来使用的，好像研究人性就是错误的，好象马克思主义就没有自己的人性论。毛泽东批驳“人性论”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在否定抽象的人性的同时，把普遍的人性也否定了，又把具体的人性等同于阶级性＊。某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的错误，并不在于他们承认普遍的人性，而在于他们把人性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并把某些本阶级的阶级性误认为普遍的人性。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就是普遍的人性。他又说人的现实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既然是“总和”，就不是只有阶级关系，而还有其他关系，如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等，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关系。如果只承认阶级性而抹杀其他，这种人仍然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抽象的人。说人性中没有超阶级的方面也是不对的；超阶级的爱情就是有的，超阶级的民族性也是有的。贾府的焦大固然不爱林妹妹，宝二爷和晴雯之间还是很缠绵的，而《雷雨》中的周家大少爷和小少爷都爱上了丫头四凤。苏联小说和电影《第四十一》也写了内战时期一个红军女战士爱上一个白军军官的故事。虽然这些都是文艺创作，但在现实中这一类的事情是存在的。这些爱情往往以以悲剧告终，但这并不表明共同的人性不存在，反而反映了人性与阶级性的矛盾和冲突。阿Ｑ按阶级成分说应当是雇农，可鲁迅刻画的“阿Ｑ精神”却代表一种普遍的国民性，并不限于某一个阶级。毛泽东说的“无产阶级的人性”包括“大公无私”“最有远见”等等，一切革命的美德无不具备。后来就出现了样板戏中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这是理想化的无产阶级，不是现实中的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阶级乃是人的异化；因此，即使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最终也是应当克服的东西，这样才能在更高阶段上实现“人性的复归”。只承认阶级性，把阶级对立绝对化，这就一方面否认了共同的人性，另一方面也否认了人的个性＊＊。否认共同的人性的思想发展到文革开始时的《５１６通知》，就公然否认人人平等，宣称“无产阶级”和所谓的“资产阶级”之间没有平等可言，无产阶级就是要压迫资产阶级，从而掀起对“自由”、“平等”观念和人道主义的批判。如果五四运动是“人的觉醒”，整风运动就是“人的丧失”。

              ＊“抽象的人性”是抹杀了具体的人的特点，脱离了人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而得出的，因此，它是和“具体的人性”相互对立的。“普遍的人性”中的“普遍”，则是一个辩证的概念，指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并包括特殊于自身之中的普遍性，亦即黑格尔说的“具体的普遍”。因此，普遍的人性即存在与具体的人性之中；不能用“具体的人性”来否认“普遍的人性”。

              ＊＊下面的一段话出自１９４２年７月周扬的批判王实味的文章《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周扬文集》第一卷）：“ 人性论者又常常以个性之热烈辩护者的而登场。解放个性曾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中心主题，起了它在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上的巨大作用，但是现在却早已不是易卜生主义的时代了。在现在这个新的时代，解放个性的斗争，应当从属于解放民族，解放社会的斗争……尤其在我们共产主义者说来，个性应当从属于集体，最好的个性是应当集体性表现得最强的。……人性论者关于个性的观念却正是旧的个性，即是和集体性对立的个性的观念。”我在这里不能详细论述这个问题，只想指出：如果和集体对立的个性是旧的个性观念的话，那么，和个性相对立的集体性也是旧的集体性观念；这种集体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虚幻的集体”，也就是异化的集体。要提防少数人把自己的利益冒充为集体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周扬这篇文章是带总结性的。由此可见，对共产党不赞成个性解放的怀疑是有根据的，而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赞成个性解放的话是不能信以为真的——宣传而已。

       （三）所谓“歌颂”还是“暴露”问题，其实质是允许不允许批评的问题，有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毛清楚地表示，他是鼓励歌颂而不欢迎暴露（批评）的。

       “对于人民，这个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该歌颂呢？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二者必居其一。”

       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好像所有文艺家不是“资产阶级”的就是“无产阶级”的；那么有没有农民阶级的文艺家呢？有没有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呢？是不是对所有的作家都要进行阶级定性呢？好像作家不是歌颂就是暴露；那么有没有既歌颂又暴露的呢？有没有既不是歌颂又不是暴露的呢？其实，资产阶级作家也不一定歌颂资产阶级而不歌颂无产阶级。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就是批判资产阶级的。美国记者斯诺写了著名的《西行漫记》，那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和边区的，可是毛泽东仍认为斯诺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

       人民、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是应当歌颂的；可是他们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为什么就批评不得呢？马克思恩格斯说过，辩证法不承认任何神圣的东西，而毛泽东却把这些东西神圣化了。

       其实，延安的那些作家并没有说共产党不好，新民主主义不好；否则，他们跑到边区来干什么？他们只不过对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某些制度上的缺陷提出了批评，认为革命队伍里不应该有这种东西。而在毛泽东看来，批评共产党的某些干部就是批评共产党，就是批评无产阶级，就是批评工农兵，就是批评人民大众，就是立场有问题。毛泽东一面贬低知识分子，贬到一文不值的地位；一面抬高“工农兵”和“人民大众”，抬高到实际上不容批评的地位。我说“实际上”，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说人民大众不能批评；相反，他承认，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是需要批评的，甚至可以讽刺。但是他说，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他警告说：这种批评“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立场上去了。”有对敌人的讽刺，有对人民的讽刺，两者是不一样的。

       怎样区别这两者？这话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却难以掌握。说是可以批评，可是左一个必须这样批评，右一个必须那样批评，使人感到要符合这种所谓正确的批评实在太为难，太冒险（谁不害怕“站在敌人立场上”的罪名呢），还不如不批评的好。今天我们来看王实味和丁玲的杂文，都感到他们是抱着满腔热情来写批评文字的，但他们的遭遇是什么呢？

                           驯服知识分子

       整风运动的最初目的本来是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可是不久，毛泽东就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出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他说，“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这就开创了用阶级斗争方法来统一思想的先例，要用所谓的“无产阶级思想”来消灭一切所谓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曾批判国民党“一个主义”的论调，说“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内部还各有各的主义。”（《毛选》２卷，６８７页）；现在在边区，他却只允许“一个主义”了，而且这个主义的解释权，还是属于他的。所以，毛泽东在建国后多次搞思想斗争，提出“兴无灭资”这种左的口号，这个思想早在延安时期就有了。

       为什么不能容忍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存在呢？毛说：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这个话说得很重，却是完全错误的，完全违背了毛本人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

       当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呢?  按照毛泽东的分析，他们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经是汉奸，许多人已经是亲日派，许多人是准备作亲日派，许多人在动摇中”。“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毛选》2卷396页) 毛把问题说得如此严重，竟然把接受知识分子的意见同投降日本联系起来，可见是绝无妥协之理了。

       毛凭什么认为这些为了抗日而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是要投降日本呢?  他们究竟宣传了一些什么样的主张，要来“改造”共产党呢？ 就以毛在讲话中批评的那些言论看，哪怕都是错的，也提不到这样的高度。即使王实味的言论，也看不出有什么恶意。如果说他们要“改造”党，在某种意义上也不错，他们是希望党变得民主一些，不正之风少一些。这就会亡党？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批评许多知识分子对工农兵没有感情，“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他们“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需要彻底改造。知识分子必须使自己的心理改变到承认自己不干净，工人农民最干净，这才叫“立足点的变化”，或者立场的转变。

       这些知识分子头脑里究竟装着一些什么样的“剥削阶级的脏东西”，为毛泽东如此深恶痛绝呢？拿受到重点批判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来说，前者不过是对在延安的妇女的艰难处境鸣不平（婚姻的负担，男性舆论的压力）；后者不过是批评有些干部对下级漠不关心，缺乏同志之爱，官僚主义，不愿听一些新来的学生出身的青年的批评，以及等级制度等。党组织本应该认真听取这些意见，这有助于改善外来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农民出身的老干部之间的关系。退一步说，即使有不对的地方，又有什么大不了呢？他们敢提意见，这正是他们的可贵之处；为何要大张挞伐呢？

       我不是说知识分子没有缺点，不需要改造。他们头脑里也确实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但对资产阶级思想也要分析，不能一概否定。毛本人也曾说过，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是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应该吸收（《毛选》二卷，７０７页）。但在这里，毛泽东又主张所有资产阶级思想都在消灭之列了。毛对知识分子最不满，最讨厌的东西，说穿了，正是知识分子身上最可贵的东西——是他们所继承的五四传统，启蒙精神；是他们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理念；是他们的独立思考精神和批判的思维方式。这种思想确实来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但它们并不“脏”，反而比农民的思想进步。正因为有了这种思想，他们就喜欢批评，有自己的看法，或者用毛的话来说，“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不肯盲从，不肯老老实实地当驯服工具。毛泽东需要的启蒙，只是“启”共产国际之“蒙”；一旦知识分子显示自己的启蒙精神，批评延安生活的不合理方面时，他就把矛头对着知识分子了。

       毛对付知识分子的一个办法就是给他们插上“小资产阶级”的标签。这样，他们的一切思想就无不打上“小资产阶级”的烙印。小资产阶级属于非无产阶级，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都是错误的。知识分子不能相信自己，而要相信无产阶级；不能依靠自己，而要依靠党。他们必须用所谓“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消灭自己的启蒙思想，抛弃自己的人格尊严和思想独立，贬低自我，否定自我，放弃自我，作党的驯服工具，这才能使自己的立场转变过来，才有希望在革命的阵营中得到新生。这种炼狱的磨炼要多久呢？毛泽东当时说“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毛选》３卷８５７页）；后来证明这远远不够，要改造一辈子。在经过十几年的改造后，许多在延安时期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但没有变成无产阶级，反而被定性为“资产阶级”了。

       人们有时感到奇怪：毛泽东本来是以反左起家的，为什么自己后来变得那样左呢？其实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一面反对王明的左，一面推行自己的左。这在《文艺讲话》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

       自由、平等、民主、科学、个性解放、人道主义、批判的精神、独立的人格，所有这些都是启蒙运动所张扬的东西，现在统统被自称继承了五四精神的毛泽东所阉割了。这既不是抗日的需要也不是革命的需要，只是党的独裁的需要＊。

       ＊毛并不避讳“独裁”这个字眼。他在回答“你们独裁”的指责时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见《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种新文化是“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从字面上看，这些都很好。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科学的”意味着以马列主义教条为标准；“民族的”意味着排斥西方文化（即“资产阶级思想”）；“大众的”就是适应“工农兵”需要的（贬低精英文化的）。值得注意的是，张闻天曾建议加上“民主的”，被毛泽东否定了。这种文化，我想可以确切地称之为“党文化”。我不知道是谁提出这个概念，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它的指导原则中有列宁主义的东西，有斯大林主义的东西，也有毛的带中国特色的发明。它的群众基础则是是农民。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在延安和这种“党文化”相撞而被压倒了。

                     　　“审干”的恐怖和王实味的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