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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下来的思索

 

    胡耀邦逝世时,我正在纽约。后来到洛杉矶,参加一个纪念五四的讨论会。吴祖光、戈扬、邵燕祥从北京来了,他们叙述了学生的大规模悼念活动和游行情况,使我感到既意外又兴奋。开会期间,我们天天晚上看电视新闻。 . 二六社论刚发表,第二天学生就要游行,我们都捏一把汗。后来又松了一口气,感到这回不仅学生的游行是和平的和有秩序的,共产党当局也显示了理性和宽容的精神,毕竟是进步。当从电视上看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上街游行,要求有讲真话的自由时,我激动的热泪盈眶,想不到共产党控制最严的部门也不甘心做驯服工具了。我对参加会议的柏杨说:中国人不再丑陋了 !

    我们到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出席集会。本来我想讲一些理论性的东西,坐到讲台上才发现完全是另外一种气氛。下面听众的眼睛都发亮,热气腾腾,扑面而来。一走下讲台,学生就把我们包围了。

    当时的形势很好,一切都显得有希望。虽然 . 二六社论的强硬语调显示了不详的预兆,但它在国内外引起了舆论哗然;甚至在党内,它也没有得到普遍响应。社论发表后,官方的调子有所缓和。赵紫阳 4 月底从国外回到北京, 5 4 日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年会上讲话,肯定游行群众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说他们的要求也是党和政府的主张,解决的办法也是民主与法制改革。这个调子明显与 . 二六社论不同。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纪念五四的社论,提出鼓励青年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各项改革事业,强调对青年要理解和正确引导。这也是从 . 二六社论后退了。

    我当时不在北京,对五四后的北京形势没有直接的了解,但现在翻看当时的报章,还是可以进行判断的。报道说:五四两万名学生在天安门游行集会,游行组织者在结束时宣布, 5 5 日复课。第二天,大部分学生走进了课堂,校园里恢复了平静。官方报纸第一次破天荒报道了学生的示威活动。学生和各界人士普遍对赵紫阳的讲话感到满意,认为可以接受。报道说:苏绍智表示:中国大陆的学运暂时已告一段落,但它对中国政治将产生巨大影响。中国通讯社深圳电,第一句话就是北京部分青年学者述评刚刚平息的北京学生运动 ...... 。路透社的一则电讯说,北京高校学生自治会秘书长透露,民主需循序渐进,今后将不再以上街游行为推进中国民主运动的手段,而采取其他方式,如举办讲演、出版报刊等。

    这是一个极好的时机。如果形势这样发展下去,那么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温和路线就可能进一部占上风,学运也有可能取得好的结果。温和派已经表现了对学生的理解;现在,学生也应当给温和派以支持。但是,如果说在对待学运问题上中共内部有强硬路线和温和路线的分歧,那么在学运内部也有激进主张和缓进主张的不一致。 5 8 日,在各主要高等院校都已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之后,北大学生仍在就是否复课的问题进行争论。当晚有约一千名学生手持惩罚学贼继续罢课的标语在校园和附近游行。

   5 13 日,突然爆发了绝食运动,开始是几百人,后来迅速增加到上千人。这个行动象一枚巨型炸弹震撼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纷纷支援,北京市民也动起来了。运动迅速升温,掀起了更大的高潮。绝食学生的要求是两条:一,平等对话;二,正面肯定学生运动。这两条要求不高,合情合理,但是却给赵紫阳出了难题。特别是第二条,等于是否定了 . 二六社论。实际上,赵紫阳的五四讲话撇开了社论,这已经是对邓小平明白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当他进一步提出否定社论时,他失败了。他要来处理学运,但又不能按照他的方针来处理,他不能再退步。另一方面,学生也觉得不能再退步了。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前夕,李铁映、阎明复与学生对话,陷入了僵局。同天,十二名学者在当局和学生之间斡旋,也以失败告终。

    5 18 日,戈尔巴乔夫访华那一天,约有 80 万人聚集在天安门。不断有绝食学生晕倒。急救车的鸣叫撕裂着人们的心。广场的群众的情绪进入一种狂热状态。有的女学生哭着要自焚。那种英雄的悲壮的献身精神使任何稍有爱国心的人都不能不为之动容,它表现了中华魂的觉醒。

    当时我急着要回国。有的朋友劝我留下来,他们想到了戒严的可能性。但是,我想,留在美国,除了做些讲演,发些抗议电报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当然我知道自己回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 我不是一个登高一呼、万众云集的人。但是,这么一个伟大的运动,我竟然没有亲身参与,那会一辈子遗憾的。特别是听到学生绝食的消息之后,我心急如焚、归心似箭。 5 19 日,我回国了。

    朋友的预见没有错,我一回国就赶上宣布戒严。但我还是参加了三次游行。我走在《人民日报》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和大家齐喊“‘ . 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 ! 。群众看见《人民日报》的旗号,都特别兴奋,鼓掌欢呼。那种壮观热烈的场面是我毕生难忘的。我为我是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的一分子而自豪:我回来对了。

    当队伍走到天安门时,我突然想起,四十多年前,我不是也曾游行经过这里吗?

    四十多年前,国民党也指责学生运动是受共产党操纵。他们死也不肯承认,正是他们自身的腐败和专制迫使爱国学生起来反对他们的。

    但是当时的学生运动确实是受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之所以得到学生的支持,是因为它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这是第一;其次,党的领导是成熟的、高明的。人们会误以为,既然是共产党领导,当然是闹得越凶越好;其实不然。党的领导掌握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每次运动,什么时候罢课,什么时候游行,什么时候复课,提什么要求,喊什么口号,都有具体指示。这些指示是通过分析运动形势和群众的思想状况而制定的;又通过地下党员和骨干分子去说服群众接受。真正出谋划策的人并不是那些站在前台带领群众喊口号的学生;他们藏在幕后,不受人们注意,保持冷净的头脑。我并不是每次都对这些指示那么心服口服的,常常觉得过于节制,过于谨慎,不过瘾。但事后看来还是党组织正确,它抑制了青年人的盲目冲动,保持了学生运动的顺利发展,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

    现在这次学运和四十年前有很大的不同。它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也没有秘密组织的领导。学生完全是自发地组织起来的,但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有理性、有节制、有纪律却让人惊异,也赢得了人们的赞扬,特别是初期。

    但是,绝食运动却选择了一个不适当的时机。也许绝食学生以为当局为了戈尔巴乔夫的来访会做出让步。我曾与参加过绝食的学生谈过话,他们说他们原以为绝食两天,最多三天,政府就会同意他们的要求了。我想,他们没有想到起决定作用的是不惜死人的邓小平,而邓小平掌握着军队。邓小平得到了元老和掌握实权的强硬派的支持。他们慷慨陈词,说不能再退,似乎再退,共产党和国家就会毁于一旦。在学生方面,绝食运动换起了广大市民的同情和世界舆论的强烈支持,使他们更加情绪高涨,欲罢不能。叫学生在得不到让步的情况下撤退是很难的,即使有的学生领袖愿意这样做,他们在那些义愤填膺、宣称要战斗到底的学生面前,似乎也理不直、气不壮,无法做工作。接待戈尔巴乔夫的仪式受到了干扰。出面处理学生运动的赵紫阳陷入困境,既受到强硬派的牵制,又得不到学生的合作,表明他控制不了局势。温和路线行不通了;既然如此,难道还不该武力镇压吗?

    赵紫阳的最后一着,就是告诉戈尔巴乔夫,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问题上,是由邓小平掌舵的。对这个信息,可以做出两种反应,一是知道了事情的限度,暂时撤退;一是把攻击的矛头转向邓小平。实际的反应是后者;矛盾激化了。 5 17 日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发表书面谈话,一方面呼吁为护安定团结,停止绝食;另一方面再次保证绝不秋后算帐。他的这个讲话没有受到重视,被淹没在广场上愤怒的口号声中了。

   20 日以后的某一天,我参加了知识界的一个讨论会,会上谈到劝学生撤离的问题,有些人摇摇头说:没有用,现在学生对谁的话都不听。

    学生内部的稳健派失势了;激进派得胜了。党内的温和派失败了;强硬派出场了。党内的强硬派和学生的激进派相遇,于是流血不可避免。

   6 3 日那天夜里,我被密集的枪声惊醒了。第二天早上,我到宿舍附近的街上。那一带不是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但是我也看见烧坏的军车,小庄医院躺着三具死尸。红庙街头躺着一个老人,脑浆迸裂,头分成两半,惨不忍睹。我对死难者感到悲痛,同时对那么多热血的青年学生和市民,还有那些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感到由衷的敬意。这一切我不会忘记,永远 !

    但是,经过了四年,我的头脑冷静一些了。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一种力量可以代替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事实。学生和群众都了解这一点;他们并没有想打倒共产党。但是,当时他们大概没有由此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光靠下层群众运动是不够的,还要和党内的开明力量合作。当时好象有一种论调:不受利用。利用,是一个不好听的词。但是,如果双方的目的都是民主改革,那就不能说是利用;即使是利用,也是相互的。为了不受利用而坚持不撤,这种情况不正好被某些强硬派利用来叫赵紫阳下台、并进一步镇压学运吗?光有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是不够的,还要懂得在必要的时候为了保存力量而妥协。妥协又是一个不好听的词,但是坚定的革命家如列宁,他力主签订布列思特和约,不也是妥协吗?

   让我们从六·四的血的教训中学到更多的东西吧 !

 19932

 (2002年1月5日下午,病床上的王若水说:还有一件事情没了。这未了之事,即回应刘晓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这样一段话:我理解刘宾雁、阮铭等人对胡耀邦的感情,但我绝不认同他们对胡耀邦的美化和臣子丧主式的揪心。几天前,《中国时报》周刊在纽约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座谈会上,我的发言令刘宾雁、王若水、阮铭等人大为不快,以至于他们怀疑我的背景,调查我的身份,想阻止我去参加4月末在旧金山举行的中国文化讨论会’”(刘晓波,《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时报文化,75页,1992年,台北)。据我所知,当时令刘宾雁、王若水、阮铭等人大为不快的,是刘晓波在发言中认为,这些人当初加入共产党时,共产党即将掌握政权了;而刘宾雁等人当时的反应是:会后对刘晓波说明当时共产党仍然处于地下,他们为追求民主自由而入党,是要冒坐牢甚至于杀头的风险的。刘晓波听后,表示对此并不知情。1993年初王若水赴美后,看到刘晓波书中上述一段话,很莫名其妙。他询问了刘宾雁和阮铭,都不知道当时有谁调查过刘晓波,有谁试图阻止刘晓波参加其他的讨论会。他感到遗憾的是,对刘晓波在书中的这段话,一直没有机会加以澄清。现在他说要了这件事,方式是在本文的后面加个附注。—— 冯媛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