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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霸道

    1972 年底,由于我上书毛泽东,支持周恩来批左,反对张春桥和姚文元,引起毛的不悦,批评我“也不高明”。随后,在人民日报掀起了一场对我的大批判。毛对姚文元谈到这件事时,追述了他在 1957 年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干部的一次谈话,说他当时讲过汉宣帝批评太子刘奭的故事。毛说,看来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把毛泽东当年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给他。当年聆听过那次谈话并仍然健在的人有四个:胡绩伟、王揖、袁水拍、王若水。我们在一起回忆谈话的内容。虽然时隔十五年,但因为是毛泽东的谈话,印象还很深。我们四人都不记得毛在 1857 年讲过这个故事,看来是毛泽东自己记错了。但大家都记得,毛说到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 ; 并说邓拓象汉元帝,“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

     汉元帝即刘奭,史称他“柔仁好儒”。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见之于《汉书 . 元帝纪》。刘奭作太子时,有一次谈话中建议他父亲宣帝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 ! ”宣帝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 : “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妄托”。说完叹了口气 : “乱我家者,太子也 !     毛泽东有没有在 1957 年讲过这个故事,并不重要,反正毛两次提到了汉元帝;重要的是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他自己从这个故事中悟到了什么。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据史书载,汉宣帝对刘奭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于从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刘钦为太子。然而刘奭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建议的呢?他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叽辞语为罪而诛”,因此说他父亲“持刑太深”。刑名之学属于法家。颜师古引刘向 < 别录》说,“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以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刘奭认为他父亲“持刑太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办法,所以建议他用儒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这件事发表了一通议论。他说,王道霸道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称为“王”;诸侯结盟讨伐背叛的封国以维护王室的,则称为“霸”。不论“王”或“霸”,都是本于仁义,任贤使能,赏善惩恶,禁暴诛乱 ; 只是“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他对汉宣帝的“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的观点很不满意,说俗儒固然“不足与为治”,但真正的大儒还是有的,云云。他说了这一大篇,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只是在和稀泥。

    刘奭的立场是儒家,而宣帝对他的批评是法家观点。在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是争论很激烈的。儒家主张复古,法家主张改革 ; 儒家主张礼治,法家主张法治。法家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主张用严刑重罚治国,而儒家强调仁义教化,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意识形态的功能。想要富国强兵,采用法家是必要的。商秧见秦孝公,第一次大讲“帝道”,孝公听得打磕睡。第二次讲“王道”,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讲“霸道”,这才听出味道来。商秧后来终于受重用,使秦国富强。秦始皇统一天下是法家的胜利,焚书坑儒是对儒家的彻底打击。

     汉初接受秦朝暴政亡国的教训,与民生息,实行黄老之治。到汉武帝时,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如此,汉武帝自己却是不大遵守儒家那一套的。武帝杀人如麻,每年处决的囚犯达数万人之多。某一官员有罪,部下要连同处罚。使用酷刑,判刑宁重毋宽。冤枉好人的,没有关系,从宽处理 ; 对罪人判轻或放走的,就要杀头。

 后来,宣帝想给武帝的祭庙定庙号,夏侯胜坚决反对,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无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这是道地的儒家观点。这话当然使宣帝不高兴,把他下狱。

     宣帝来自民间,了解百姓受酷吏之苦,听说河南太守黄霸为人宽厚,执法公平,即位后就任命他为廷尉正。夏侯胜获罪,黄霸也受到弹劾,说他包庇夏侯胜,一齐下狱。后来因为地震,这两人又被释放,并取得信任。夏侯胜最后升为太子师傅,活到 90 岁。黄霸当了宰相。可见宣帝并非不用儒家学派的人。路温舒曾上书宣帝,说 : 秦王朝犯了大错误,其中的九项汉王朝都改了,只有一项还存在,就是任用狱吏。审判和囚禁是天下的大事,因为死了的人不能复生,被砍掉的肢体不能重新长出来,《尚书》说,与其杀无辜的人,宁可失之宽纵。而今的狱吏却恰恰相反,都想把人置于死地 ; 不是他们有仇恨,而只是因为这是他们保全自己的办法。希望皇帝“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宣帝对路温舒的建议比较欣赏,不久下诏要求审判公平,而且亲自裁判一些大案。但并没有根本的改革。他自己后来又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惨遭杀身之祸,包括大臣盖宽饶、杨恽。

     盖宽饶是司隶校尉,此人刚直清廉,多次冒犯皇帝。当时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官。盖宽饶上书反对,说这是把刑余之人 ( 宦官 ) 当做周公、召公,把法律当作《诗》、《书》,又引《易经 > 的话,主张“公天下”而不是“家天下”。宣帝恼火了,认为这话充满了怨恨诽谤,要查办。有的官员挑拨说 : “盖宽饶是想宣帝把天下禅让给他了,这是大逆不道 ! ”谏大夫郑昌认为盖宽饶是忠心正直的人只是词不达意,上书为盖宽饶辩护,说 : 盖生活朴素,“居不求安,食不求饱”,是爱国的忠臣 ; 由于他的职务是察隐侦私,又由于他的性情耿直,得罪了许多人,求皇上宽恕。宣帝没有理会,下令逮捕。盖宽饶用佩刀自刎。百姓无不痛惜。

     杨恽之死牵涉到韩延寿。韩原是颖川太守,推行礼义教化,贯彻儒家的一套,很得人心。后来调来当东长安市市长 ( 左冯翊 ) ,被查出曾经有假公济私浪费公款的事。本构不成死罪,却被加上“狡猾不道”的罪名,斩首。行刑那一天,官吏和老百姓几千人送到法场,扶老携幼,攀住囚车,进奉酒肉,痛哭流涕。

     杨恽的父亲当过宰相,他本人是个廉洁无私的人,但喜欢炫耀自己的才能,好揭人隐私,接了不少怨仇。有人向皇帝打小报告,说杨曾经上书为韩延寿辩护,还揭发杨说了对皇帝不敬的话。据说,别人问杨恽 : “你救得了韩延寿的命吗?”杨恽说 : “谈何容易?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场,我连自己都保不住。”又对人说 : “正月以来,天阴不雨,这是《春秋 > 有过记载的灾异,应了夏侯胜讲的话 ( 夏说过,天久阴不雨,臣下中一定有犯上作乱的人 ) 。宣帝下令查办。杨恽被定罪为“为妖恶言,大逆不道。”宣帝不忍杀杨恽,赦免了他的死刑,贬为平民。

     杨恽在家赋闲,大肆购买产业,靠财富过舒服日子。有人写信劝他 : “你原为大臣,罢了官后,应当闭门不出,做出一副惶恐可怜的样子,怎么还大兴土木,广交宾客,毫不收敛呢?”杨恽回信说 : “我自问罪过很大,行为也有欠缺,决心当一辈子农夫,所以带着妻子儿女种田。现在我受到惩罚满三年了,自己过过快活日子,也不图富贵了,不知道有何不可?”

     偏偏这时发生日食,又有人上书,说杨恽不知悔改,这次日食要怪他。宣帝交廷尉查办,搜家时,查到了这封信稿,于是杨恽再次被判大逆不道,腰斩。

     这两件事,前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 60 年,刘奭十八岁;后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 54 年,刘奭二十二岁。显然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刘奭    是在杨恽被杀的第二年对宣帝提意见的,这就是他说话的背景。盖宽饶、杨恽都不过是小小地冒犯了皇帝的尊严,宣帝就容纳不下,非要置人于死地,也难怪刘奭   要说一句“持刑太深”了。“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种话,本来是不能公开说的,只因为要教导儿子,怕儿子心太软,   将来坐不住皇位,才脱口说出来。可这一句话,道破了汉朝皇室的统治秘诀。其实,这不仅是“汉家制度”,以后各个朝代,莫不如此 ; 所谓“阳儒阴法”是也。鲁迅说的好 : “在中国,其实是彻底未曾有过王道。”(《且介亭杂文集 .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刘奭即位为元帝后,虽然实行了一点仁政(节省政府开支,救济贫民灾民,停止讨伐海南岛的战争 ) ,起用了一些儒家知识分子 ( 贡禹、肖望之、刘向),但他是一个糊涂而没有决断力的人,很快就被宦官和外戚包围。肖望之被迫自杀。贤能的人不能发挥作用。国势渐弱。

     平心而论,法家并不是只要刑罚,而是要有赏有罚 ; 刑罚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要公平。所谓刑名,就是循名责实,而定赏罚。刑罚的目的是消灭犯罪,“以刑去刑”,而不是“残民以逞”。所以,不当罪而诛,是违反法家精神的。不过,法家是主张以言定罪的。《韩非子》中第一篇《初见秦》说 :" 臣闻 :" 不知而言,不智 ; 知而不言,不忠。 ' 为人臣者不忠,当死 ; 言而不当,亦当死。”这真是吓死人。可这种话,当皇帝的是高兴听的,也会去做的。专制君主并不在乎哪一家,他只拣其中对他有用和他所喜欢的来实行。至于儒家希望君主行仁义,法家希望君主依法办事,那就不那么容易了。在专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实现的,只不过成了王朝统治的两种互相补充的工具而已。

    1957 4 月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当时我不是编委,因毛点名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当众批评邓拓。那是为“百花齐放”方针宣传的事,本和汉宣帝批评太子的事扯不上。不知毛怎么会冒出一句:“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 ”我看他满屋都是线装书,床上也是一大堆,大概是读得入迷了,看到邓拓温和,就想起刘奭。对汉宣帝的枉杀良臣,毛无动于衷;可看到宣帝批评太子的话,他就很欣赏。他也象皇帝一样,谁冒犯了他的尊严,谁对他不够顺从,就毫不手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彭德怀是这样,对刘少奇也是这样。固然,他没有直接杀人,可他是想办法把人整死。谁主张温和一点,他就把谁看成是儒生。文化革命中搞“评法批儒”,矛头直指周恩来,这和五十年代骂邓拓,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欣赏法家,只是因为他认为法家讲专政,他自己却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不但不从秦始皇的暴政接受教训,反而自夸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如他,用这来恐吓知识分子,叫他们闭嘴。文化革命中的“大批判”文章说“焚书坑儒”是镇压奴隶主复辟的一场革命,就是说,谁敢说文革不好,就准备活埋吧!

     建国以后,毛泽东很少读现代西方的政治著作,甚至也不大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却一头钻进故纸堆,大读《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而他从中学到的还是这种东西,这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