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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的祸害是“左”

   ——建国五十周年感言

             一

  这五十年,最大的祸害是“左”。

  五十年走了一个大弯路。前二十五年在毛泽东领导下,越来越“左”,直闹得国无宁日,天怒人怨。后二十五年开始拨乱反正,成就斐然,但时有“左”的干扰,以至摇摇摆摆,摸着石头而不敢过河,问题仍很多。

  邓小平多次说,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犯了二十年“左”的错误。不对。“左”的错误不是从反右派运动开始的;从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就出现了。到1956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当时举国欢庆,实际大错已铸成。这个错误,是毛泽东本人警告过的。他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当然不承认自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他在1957年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演讲中谈到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断言:“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列举的事实,就是建国以来钢铁生产的发展和汽车飞机等制造业的建立。可是这些成就大都是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取得的,毛泽东却全算到社会主义的账上去了。那时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才一年多,这样短短时间,在历史上是不足以证明一种制度的优胜的。以后的实践发展,证明毛泽东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只是在中国人民吃尽了“左”的苦头,包括“文革”这样的浩劫以后,邓小平才不得不改弦更张,决心搞改革开放。但他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他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也给了“左”派一个武器,让他们用来反对改革开放。“左”派攻击邓小平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提出要问“姓社姓资”;他们所要坚持的社会主义,就是苏联那种实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这种模式最后是失败的。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模式,苏联的模式并不是唯一的。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的讲话回答了“左”派的责难,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提出了“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标准: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想这是他的“猫论”的发展。美中不足的是,前两条标准中都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字样,这是不合逻辑的。因为这里说的是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如果标准中就有“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又有什么标准呢?另外,邓小平的意思是能有这三条好处的就姓“社”不姓“资”,这又有些不实事求是了。难道资本主义一条好处都没有?不然,为何要搞经济特区,把资本主义请进来?为何要主张“一国两制”?

  能捉老鼠的猫就是好猫,这是好猫的标准。那么什么是老鼠?我的看法,老鼠有两只,一只叫“贫穷”,一只叫“落后”,它们都是阻碍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毛时代把资本主义说成是老鼠,于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东西。资本主义当然有它的弊端,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贫穷与落后,所以也是一只猫。两只猫比一只好。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说法是否还可以推广?比如,可不可以说,国有经济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也不是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私营经济。还有,是不是资本主义才有“自由化”,社会主义就不行?

  老百姓并不在乎名称,在乎实际。他们希望日子好过一些,贪污腐败和横行霸道的事情少一些,老百姓有讲话的地方。至于姓社姓资,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这样的问题,就让政治家和学者去争论吧,只是要务实而不要象“左”派那样务虚名而得实祸。这就是他们从这五十年的历史得到的十分朴素的教训。

   

  邓小平讲话后,改革开放重新启动,中国的面貌大变,经济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腐败也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和发展。“左”派把这归咎于开放和资本主义的腐蚀,其实主要原因在于权力不受制约,得以进入市场,这正需要靠政治改革来解决。

  由于官方对媒体的控制,中国老百姓并不清楚“六四”多么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只觉得年复一年地讨论“最惠国待遇”,年复一年地指责中国的人权纪录是存心跟中国过不去。民族主义情绪产生了。通过1997年和1998年江克的互访,冷却了的中美关系好不容易恢复正常。然而,从今年五月起,形势陡变,“左”的势力又占了上风。本来,使馆被炸,愤怒抗议,要求道歉和赔偿,都是理所应当的,问题是反应过度。媒体上是一片仇外的煽情,大有不共戴天之势,“文革”时期的语言又出来了。不错,美国有反华势力,但中国也有反美势力,两者在互相帮助,破坏两国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努力。

  接着就是法轮功。我当然不相信法轮功那一套歪理,但是搞得如此声势浩大,却令人害怕。过去搞政治运动的那一套原封不动地搬出来了。这件事还没有完,两岸紧张局势又起,媒体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什么出格的话都有。

  北京现在是一片迎接五十大庆的繁忙气氛,我的心情却是沉重的:中国,你还要带着“左”的遗产进入下一个世纪吗?

     1999年9月

  

(注:此文曾在香港《明报月刊》1999年10月号上发表。因字数限制,由作者自行作了删节。这里恢复了原貌。)